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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对她说：“瞧，您替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的钱！” ●每到这时，这个青年诗人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伊莎多拉的面颊。 ●她绝望地想：“他不爱我。” ●“这位美国姑娘即将给予世界革命性变革。” 一个5月的早晨，奥戈尔曼全家到达赫尔。但是坐上火车，几小时后到达伦敦的却是邓肯全家了。 通过《泰晤士报》上的一个广告，他们找到了一家小旅店。 乍到伦敦的头几天，他们乘坐公共马车到处游逛，心里说不出的欣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悦目，忘记了剩下的钱已为数无几。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等地玩了好久，又参观了国立植物园、里奇蒙公园和汉普顿宫，然后兴奋而又疲惫地回到小旅馆。活像是有阔绰的父亲从美国汇大宗款子来的观光者。几星期后，女房东怒气冲冲来索帐，才把他们从游览梦中惊醒过来。 一天，他们从国立美术展览馆聆听了一场非常有趣的讲演之后回来，房门迎面“砰”地关上了。仅有的几件小行李也都被锁在里面，他们只能站在门外的台阶上。翻遍各人的衣兜，总共只剩下大约六个先令了。他们只得走到肯辛顿公园，在一只长椅上坐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后来，伊莎多拉·邓肯回想过去的日子，她说： 如果我们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过去生活的电影，难免要惊异地说：“我决不是这样的！”当然我还记得那时四个人在伦敦浪迹街头，正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一模一样，而现在我就很难相信真的有过这样的事了。年轻人经历这样一系列的灾难，反而兴致勃勃，是不足为奇的。可我那可怜的母亲一生历尽艰辛和苦恼，人也衰老了，遭到这么大的困难却能安然处之，现在回想起来，总是觉得难于相信的。 他们踯躅于伦敦街头，身无分文，没有朋友、也没法找到过夜的栖身之所。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店主看到他们没有行李，坚持要预付房租。他们又试了两三家供宿夜铺位的房屋，那些房东太太都表现出同样的冷酷无情。最后，他们只好去跟格林公园里的长凳打交道，然而来了个恶狠狠的警察，喝令让他们滚蛋。 就这样，整整过了三天三夜，一家人靠着廉价的小面包维持生活。不过他们的生命力确实惊人，仍然去大英博物馆打发日子。一次，当伊莎多拉读温克尔曼《雅典旅行记》时，根本忘却了自己的处境而哭了起来。她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温克尔曼从他所热衷的探险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失声痛哭。 到了第四天的黎明，伊莎多拉下了决心，一定要想个办法。她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莫吭地跟着她走，大模大样地跨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叫醒了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说他们刚乘夜班火车来到这儿，行李即将从利物浦运来，快给他们开几个房间，并且把早点送上楼来。 那天，他们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厉声指责行李怎么还没运到。 晚上他们就在房间里吃饭。 第二天拂晓，他们断定这个把戏已经玩到了头，就像来时那样，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旅馆。当然这次没叫醒那位夜班侍者。 走到街上，伊莎多拉感到神清气爽，完全可以再次应付后面的日子了。 他们散步到切尔西，坐在老教堂的墓地上。伊莎多拉看到地上有一张报纸，就把它拾起来，她的眼光落在一帧照片上。报道说某夫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将在那里大宴宾客。在纽约时候，伊莎多拉曾在她家里跳过舞，于是她灵机一动。 “你们在这儿等着！”她对他们说。 午饭以前，伊莎多拉独自找到格罗夫纳广场。那位太太正好在家，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她。伊莎多拉说她到伦敦来了，目前在好些人家的客厅里表演舞蹈。 “那正好，星期五晚上我要开一个宴会，”她说。“你能在进餐后来几段吗？” 伊莎多拉立刻答应了，同时转弯抹角地暗示，要能如约前来，稍许预支一笔钱是不可少的。那位夫人立即签了一张十英镑的支票。伊莎多拉拿着这张支票，迳直奔回切尔西墓地。到了那儿，她对大家说：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罗夫纳广场一位夫人家去表演舞蹈，威尔斯亲王可能莅临。我们肯定要交好运了！”说着，她把支票拿出来给他们看。 雷蒙德说：“我们得拿这笔钱去找一间工作室，预付一个月房租，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下的房东太太的凌辱了。” 于是他们去找工作室，并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间。那天晚上他们就睡在那里，虽然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可是大家觉得又像艺术家那样地生活了。一家人赞同雷蒙德的意见，以后再也不能去住那种小市民的客栈了。 他们付了工作室的房租，又用多余下来的钱买了些罐头食品做为储备。伊莎多拉在商店里买了几码薄纱，披着它出现在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上。她跳了埃斯尔伯格·奈温的《那吉苏斯》，又跳了他的《奥菲莉亚》。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孩子从哪儿学来这样悲哀的表情？”晚会结束的时候，伊莎多拉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邓肯夫人为伊莎多拉伴奏，伊丽莎白朗诵了几首希腊诗人戴奥克里图斯的诗，雷蒙德也简短地做了个讲演，女主人大为高兴。 那是个典型的英国上流人士聚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伊莎多拉跳舞时赤脚穿着便鞋，身上披着透明的轻纱。这种朴素的装束几年后在德国风靡一时。然而英国人是特别讲究礼貌的民族，没有一个人想要评论她那独出心裁的舞服。另外，大家只是说些“多美啊”、“好极了”、“多谢您啦”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不过，这次晚会之后，伊莎多拉收到了许多请帖，邀她到知名人士家里去表演舞蹈。经常地，头天她可能在王亲国戚面前跳舞，而第二天却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他们有时付钱给她，而更多的时候却一分钱也不给。女主人们总是随口对伊莎多拉说：“您将要在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面前跳舞。这么多的显贵看您跳舞，您的名字在伦敦将会红得发紫！” 有一次，伊莎多拉在一个慈善募捐演出会上连续跳了四个钟头。所得的报酬只是一位有爵位的夫人亲自给她倒茶，并且给她草莓吃，可是伊莎多拉好几天没有填满肚子，草莓加上奶油吃下去真是难受得要死。就在这当儿，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对她说：“瞧，您替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的钱！” 邓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俩实在太腼腆了，没有勇气告诉这些人，她们的残忍简直前所未闻。恰恰相反，为了省下钱来穿得体面，装出发迹的样子，她们连应该吃的东西都舍不得吃。 他们在工作室里添置了几张吊床，还租了一架钢琴，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大英博物馆里。在那里，雷蒙德给所有的希腊花瓶和浮雕统统画了素描，而伊莎多拉则捉摸着如何用舞蹈来表达。他们每天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消磨几个小时，在休息室里吃些廉价的小面包和牛奶咖啡做为午饭。 伦敦的美丽使他们着了迷。伊莎多拉在美国从没机会见识的各种文化美和建筑美，在这儿她可以尽情地欣赏。 在离开纽约以前，伊莎多拉已经有一年没见到米罗斯基了。后来，她接到芝加哥一个朋友的来信，说他志愿参加对西班牙作战，随军运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患伤寒病死去了。这封信对伊莎多拉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她到库柏学院翻遍了旧报纸的合订本，在用很小的铅字印着的几百个死者的姓名中间，查到了米罗斯基的名字。 那封信中还告诉了她米罗斯基在伦敦的妻子的名字和地址。到伦敦后，有一天她雇了一辆双轮小马车去找米罗斯基太太。当时，伊莎多拉多少还怪米罗斯基在伦敦还留下了一个妻子，而他从来也没有向她说过。因此她去的打算跟谁也没有提过。她把地址交给马车夫，上车就走。 不知跑了多少路，几乎到了伦敦城边。那里有一排排灰色的小房子，样子彼此完全一样，都有十分灰暗的前门，伊莎多拉最后才找到了那所房子。她按了下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异常阴郁的伦敦女仆人。 伊莎多拉问起米罗斯基太太，女仆于是把她引进一间闷热的客厅。那天伊莎多拉穿的是白色的细棉布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条蓝色的带子，头上戴着一顶阔边大草帽，鬈曲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 伊莎多拉听到楼上响着脚步声，一个尖锐而清脆的声音说道：“姑娘们，守秩序，守秩序！”原来房子是一所女子学校。这时走进来一个女人，矮矮的顶多四英尺。 伊莎多拉非常激动，既骇异又嫉妒，尽管米罗斯基已经不幸亡故。 米罗斯基夫人不仅矮小，而且消瘦不堪。可灰色的双眼却炯炯有神，灰色的头发稀稀拉拉，一张小白脸上两片薄嘴唇紧闭，显得格外苍白。 她的欢迎是不大热情的。伊莎多拉试图说明自己是什么人。 “知道，知道，”她说，“你就是伊莎多拉。伊凡在他的信上多次提到过你。” “我很抱歉，”伊莎多拉结结巴巴地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你。” “那就对了，”她说。“他不会的。不过我当时真该到他那边去，可惜现在他死了。” 米罗斯基太太说这些话时带着一种悲凉声调，惹得伊莎多拉哭了起来。接着，米罗斯基太太也哭了。这样一来，她们仿佛成了老朋友。 她带伊莎多拉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墙上挂满了伊凡·米罗斯基的相片。这里有他年轻时的相片——一张非常漂亮而又刚健有力的脸，还有一张他当兵穿军装的相片——四周围上了黑纱。她对伊莎多拉谈起他们的生活经历，他怎样到美国去找出路，只因为没有足够的旅费，他俩没能够一块去。 “我真该跟他在一起啊！”米罗斯基太太说。“他时常来信说，不久就要有钱了，那你就可以来了。” 可是若干年过去了，她还是女子学校的教员，头发也熬白了，而伊凡始终没有把去美国的钱汇给她。 伊莎多拉拿这位有耐心的瘦小妇人的命运跟自己的闯荡生涯相比，实在不能理解：既然她是米罗斯基的妻子，她又想去，怎么不到他那儿去呢？即使坐底舱去也行啊！伊莎多拉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想做什么，却不可以去做！因为她自己是决不延宕自己想做的事的。这虽然常给她带来灾祸，不过至少她的自行其事同样给她带来了很多乐趣。伊莎多拉想，这位可怜的、极有耐心的瘦小女子，怎能年复一年地等着一个男人——还是她的丈夫——来叫她去呢？ 伊莎多拉坐在房里，四周尽是伊凡的相片。米罗斯基太太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谈着伊凡以前的事情，不知不觉天已黑了。 米罗斯基太太要伊莎多拉以后还去看她，而伊莎多拉则请她一定来看她们。米罗斯基太太说她一点空闲也没有，因为必须从早到晚教书，批改姑娘们的作业本。 伊莎多拉已经把马车打发走了，所以只得坐在公共马车的顶篷上回家。一路上她都在为伊凡·米罗斯基和他那瘦小可怜的妻子的命运而哭泣，但同时她有一种认为自己坚强有力的奇特优越感，有一种对失败者和终身等待着的人们的蔑视。 以前她一直与米罗斯基的相片和信件一起睡觉，但从那天起，她就把它们放到箱子里一个密封着的封套里去了。 当他们在切尔西的工作室第一个月租期满了后，天气已经很热了。他们就在肯辛顿另外租了一间有家具的工作室。在那里，伊莎多拉有了一架钢琴和较大的工作空间。可是一下子到了7月底，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而他们在旺季里却没有攒下几个钱。他们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整个8月份，时常在图书馆关门之后，徒步走回肯辛顿的工作室。 一天傍晚，米罗斯基太太来了，请伊莎多拉去吃晚饭。伊莎多拉十分惊异，而米罗斯基太太也非常激动。上一次伊莎多拉去她家作客，对米罗斯基太太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吃饭时，她还开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米罗斯基太太老是要伊莎多拉告诉她伊凡在芝加哥时是怎么个样子，说过些什么话。伊莎多拉当时告诉她伊凡多么喜爱在树林里采集野菊花，说有一天她看到阳光照在他的红头发上，他怀里挟着一大抱野菊花，还说她时常把他跟这种花联想在一起。听了这些，米罗斯基太太哭了，伊莎多拉也流下了眼泪。她们接着又喝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两个人完全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最后米罗斯基太太告辞回去了。 转眼就是9月。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去挣些钱。因为她同从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们通信，其中的一位寄给她一张支票，足以支付她回去的船费。 “如果我挣了钱，就可以寄些给你们。不久伊莎多拉一定能够又有名又有钱，那我马上就可以回来跟你们团聚了，”她对大家说。 伊莎多拉上街，在百货店里给她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家人送她上了邮船。剩下的三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几天都跟掉了魂似的。 快乐温雅的伊丽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10月逼近了。他们初次尝到了伦敦大雾的滋味，天天喝廉价的羹汤也许已使他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有好些日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出门。裹着毛毯，坐在工作室里，用一块块纸板在临时凑合的棋盘上下跳棋。 实际上，有时候早上他们都失去了起床的勇气，整天躺在床上。 最后，他们收到了伊丽莎白寄来的信和汇款单。她已经到达纽约，寓居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汉旅馆，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日子过得不坏。 这个消息使他们振作起来。这时恰巧工作室的租期满了，于是他们就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所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她们去广场的花园就方便了。 一个晚秋之夜，伊莎多拉和雷蒙德正在花园里跳舞，一个头戴大黑帽、艳丽迷人的妇人走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伊莎多拉回答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好吧，”她说，“不管是钻出来的，还是掉下来的，你们非常惹人喜爱。你们愿意到我家里去玩玩吗？” 她的家就在附近，他们跟她到了那里。房间里悬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十分逼真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她坐在钢琴旁为他们兄妹演奏，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接着背诵诗歌给他们听。最后，伊莎多拉跳起舞给她看。坎贝尔夫人美丽非凡，一头浓厚的黑发，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肤色娇嫩，还有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兄妹两人完全被她迷住了。这次跟她相会，终于把他们从忧郁和沮丧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成为他们否极泰来的转折。 坎贝尔夫人对伊莎多拉的舞蹈十分欣赏，写了封信把她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 温德姆夫人极其热诚地接待了伊莎多拉，而伊莎多拉生平第一次在炉火前品尝英国式的午茶。 坐在炉火前确实不错，有面包和黄油三明治吃，有沏得很酽的茶喝。外边是一片黄澄澄的大雾，屋里是悠闲的清谈，这一切使伦敦变得十分诱人。如果说伊莎多拉过去已被伦敦吸引，那此刻她已热切地爱上了它。屋子里有一种迷人的气氛：宁静、舒适、高雅和安闲。伊莎多拉感到如鱼得水，那美妙的藏书室也引起她极大的兴趣。 就在这间房子里，伊莎多拉初次注意到那些文雅得体的英国仆人不同凡响的举止：行走的姿态稳重而高贵，一点也不像美国仆人那样因为当了仆人而感到委屈，或者只想往上爬。他们为自己能在“最高尚家庭”里服务而感到骄傲。他们的父辈从前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后代将来也将这样做。这是促使生活安定的因素之一。 温德姆夫人安排伊莎多拉在一天的晚上在她客厅里表演舞蹈。那个晚上，伦敦所有的文艺界人士几乎都在场。在这里，伊莎多拉碰到了一个后来深深地影响了她一生的男人。 他大约五十岁，是她所见过的男人中最英俊的一个。他突出的前额下嵌着一双深邃的眼睛，希腊式的鼻梁，优美的嘴唇，修长的身材，背稍稍有些弓，中间分开的灰白头发卷曲到耳根，脸上的表情特别和蔼可亲。此人就是查尔斯·哈莱，一位著名钢琴家的儿子。 那时，尽管伊莎多拉见到的很多年轻人都乐意向她献殷勤，可是一个也没有引起她的好感。她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她却一下子对这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产生了热烈的感情。 查尔斯·哈莱原是美国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德森年轻时的挚友。他请伊莎多拉到他的工作室去喝茶，并且把玛丽在《科里兰纳斯》里扮演维吉利亚时穿过的舞衣拿出来给她看。这件舞衣，他当作神圣的纪念品珍藏着。这次初访之后，他们的友情越来越深，伊莎多拉几乎没有一个下午不想方设法到他的工作室里去。他给她谈了许多有关文艺界的事情。在他的工作室里，伊莎多拉度过了许多非常有趣的时光。她多少懂得了一些老大师们的艺术，部分原因是通过这位逗人喜欢的艺术家的友谊。 查尔斯·哈莱当时是新美术馆的馆长，那里展出当代所有画家的名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小型美术馆，中央有庭院和喷泉，喷泉四周有珍贵的花木和一行行棕榈树。查尔斯·哈莱提议让伊莎多拉在那边演出，介绍她跟他的朋友们结识。其中包括画家威廉·里奇蒙爵士、安德鲁·兰先生和作曲家赫伯特。他们答应做一次讲演——里奇蒙爵士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而伊莎多拉在中央庭院里绕着喷泉跳舞。那些节目都获得很大的成功，报纸热情地赞扬她，查尔斯·哈莱也为伊莎多拉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从此，伦敦的知名人士纷纷邀请她去喝茶或吃饭。 一天下午，罗纳德夫人举行酒会，小厅里挤满了人，伊莎多拉被介绍给威尔斯亲王，接着又被引见给爱德华国王。他称赞她是个画中美女，这个赞词更提高了伊莎多拉在伦敦社交界中的声誉。 伊莎多拉的运气越来越好。她在沃里克广场上租了一大间工作室。每天探索在国家美术馆看见的意大利艺术品影响下产生和新发现的灵感。 接着，一个年轻的诗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有一副柔和的嗓子和一双梦幻似的眼睛。他出身英国皇族的一个旁系，名字叫道格拉斯·安斯利。 每当黄昏时刻，他就出现在伊莎多拉的工作室里，腋下挟着三四本书，把斯温伯恩、济慈、勃朗宁、罗塞蒂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诗篇念给她听。他喜欢大声地朗诵，她也很爱听。邓肯夫人认为在这种场合下跟女儿作伴是绝对必要的，虽然她也懂得并且爱好这些诗，却不能理解诗歌朗诵的牛津风格。约摸一小时后，特别是在读威廉·莫里斯的诗篇时，她就打瞌睡了。每到这时，这个青年诗人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伊莎多拉的面颊。 伊莎多拉为有这样的友谊而感到非常高兴。除了安斯利和查尔斯·哈莱之外，她再也不想交别的朋友。一般的小伙子她都觉得很讨厌，尽管有许多人看了她在伦敦客厅里的舞蹈之后，总是兴冲冲地来拜访她，或者想带她出去。伊莎多拉的态度很高傲，他们也就完全灰心了。 查尔斯·哈莱和待在闺中的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古老的小房子里。哈莱小姐待伊莎多拉也很和善，时常请她吃便饭，于是他们三个人待在一起了。伊莎多拉初次去看亨利·欧文爵士和女演员戴姆·艾琳·泰瑞，也是和他们一起去的。 亨利·欧文是舞台世家的头面人物，19世纪末英语舞台上的主角。他生于1838年，因其戏剧表演独具一格，深受观众欢迎，使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爵士封号的演员。戴姆·艾琳·泰瑞1847年生于一个戏剧家庭，由父母训练成为非常有名的儿童演员。她是有才智的女演员的典型，既能演自然主义戏剧，又能演内涵深刻的戏剧。两人从1872年开始合作，一直到1902年。他们的合作珠联壁合，成为英国戏剧史上的美谈。伊莎多拉第一次看欧文爵士的演出是他演的《钟》，那伟大的艺术激起她内心的热情和敬佩，使她陶醉在它的影响下，整整几个星期不能安睡。至于戴姆·艾琳·泰瑞，她始终是伊莎多拉一生的偶像。 在那个夏季里，有一天查尔斯·哈莱带伊莎多拉去探望大画家瓦茨，她就在他的花园里跳舞给他看。在他房间里，伊莎多拉看见泰瑞那奇妙的脸庞多次出现在他的画板上。瓦茨和伊莎多拉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他给她讲了许多关于他的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妙的事情。 戴姆·艾琳·泰瑞这时正在女性完全成熟的时期，已不再是瓦茨以绝妙想象所倾心的那个修长而苗条的姑娘，胸部高耸。她臀部丰满，具有一种与现代理想迥然不同的庄严健美的丰姿。 就这样，伊莎多拉在伦敦跟现代最出色的文学界和艺术界知名人士有了交往。 随着冬天的消逝，沙龙举行得少了。伊莎多拉一度参加了本森剧团，但除了在《仲夏夜之梦》中扮演过仙女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进展。剧场的经理们似乎总是不能理解她的艺术，或者说，不懂得她的主张对他们的营业会有什么好处。这确实奇怪，因为以后莱因哈特、吉迈尔和先锋派其他名人的演出中，出现了那么多模仿伊莎多拉·邓肯的流派的东西。 一天，伊莎多拉被介绍给泰瑞夫人。在一次排练中伊莎多拉上楼进了她的化妆室，她非常热情。可是等到伊莎多拉听从她的指示，穿上舞蹈服装，由她带领上舞台去为比尔博姆·泰瑞跳舞——给他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的时候，他却心不在焉地仰起头，凝视着苍蝇打圈圈，几乎不瞧伊莎多拉一眼。后来，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当他为伊莎多拉·邓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而祝酒的时候，她向他谈起了这件旧事。 “什么？”他惊叫着说。“我以前曾看过您的舞蹈、您的美貌和您的青春竟会不知赞赏？唉，我多傻呀！”他接着又说：“现在是太迟了，太迟了！” “永远不会太迟的，”伊莎多拉回答。从那以后，他对伊莎多拉做了极高的评价。 确实，那时伊莎多拉很难理解，既然自己已经激起了像安德鲁·兰、瓦茨、埃德温·安诺德爵士、奥斯丁·杜布森、查尔斯·哈莱这些她在伦敦所遇到的所有的画家和诗人的狂热赞赏，为什么那些剧场经理们却仍然对她无动于衷。好像她的艺术使命是他们那种剧场里艺术粗劣的实用主义所无法领略的。 伊莎多拉整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练功。到了黄昏时分，不是诗人安斯利来给她朗诵，就是画家查尔斯带她外出，或者看她跳舞。他们两人总是设法不一起到来，因为相互之间已经有了醋意。诗人说他真不懂她怎么会跟那个老头消磨这么多的时间；画家则说他真不能理解一个聪明的姑娘怎么能跟那么个顽童相处。然而伊莎多拉在他们的友谊中都感到非常快乐，实在说不出更喜爱跟哪一个在一起。不过，星期天她总是给哈莱留着，两人一同在他的工作室里吃午饭，尝尝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鹅肝，喝点雪利酒和他自己煮的咖啡。 一天，他允许伊莎多拉穿上玛丽·安德森的舞服，摆出各种姿势，给她画了许多张素描。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虽然经常入不敷出，但这个时期他们的生活还比较安定。然而雷蒙德不满足于这种宁静的气氛，离开伦敦到巴黎去了，伦敦只剩下了邓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二人。到了春天，他接二连三拍电报，催促她们去巴黎。于是，伊莎多拉和母亲收拾了行装，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渡轮。 离开大雾迷蒙的伦敦，到达瑟堡，正是明媚春天的早晨。在她们看来，法国就像一座大花园。从瑟堡到巴黎的路上，她们一直把头探出三等车厢的窗口，向外眺望。 雷蒙德在车站上迎接她们。他留着披到耳边的长发，穿着一件翻领上衣，系着飘垂的领带。她们对他改变的装束有些看不惯，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区”里的时髦服装。 他领她们到他的住所，碰到一个女店员正从他那里跑下楼来。他拿出一瓶据他说价值三十生丁的红葡萄酒来款待母亲和妹妹。 喝完了酒，他们出去找工作室。雷蒙德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便一路喊着：“寻求工作间”。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用的“工作间”一词在法语里还可以指“任何一种工场”。黄昏时分，他们终于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了一间工作室，租金特别便宜，每个月才五十法郎，还备有家具。他们喜出望外，立即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房租会这样低廉，然而到了晚上就明白了。正当他们安静下来想要休息时，一阵可怕的震动摇撼着整个工作室，一切东西似乎一会儿跃向半空，一会儿又掉到地上。这样的震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雷蒙德下楼去察看，才发现楼下原来是一家夜间印刷厂，奥妙就在这里。 一家人感到相当扫兴，但对他们来说，五十法郎可是个大数目，因而伊莎多拉提议把这种噪音当作大海的波涛声，就算是置身于海滨吧。这里的看门人供应伙食，午饭每人二十五生丁，晚饭连酒在内每人一个法郎。 雷蒙德同那个女店员断绝了关系，专心照料母亲和妹妹。刚到巴黎，伊莎多拉什么都觉得新奇。她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到卢森堡花园里去练舞，然后在巴黎到处逛，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路，并且在卢浮宫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待的时间太长，以致管理员对他们起了疑心。伊莎多拉用手势告诉他，自己到巴黎来只是为了跳舞。管理员断定他们是无害的怪人，也就随他们便了。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在打蜡地板上，滑行着去瞧底层的架子，或者踮着脚尖喊道：“瞧，这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到这儿来吧，这儿有美狄亚杀子的场面！” 他们天天到卢浮宫去，直到关门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虽然没有钱，在巴黎又没有朋友，好在他们一无所求，卢浮宫就是他们的乐园。伊莎多拉穿着白色外衣，戴着一顶自由帽；雷蒙德戴着大黑帽，穿着翻领上衣，飘垂着领带，看到过他们的人后来告诉伊莎多拉说，他们这样年轻，却又这样沉迷在希腊花瓶中，活像两个大傻瓜。当他们吃完云豆和色拉，喝过红葡萄酒后，又快乐得像神仙一般了。 雷蒙德擅长铅笔画，不多几个月就把卢浮宫里的希腊花瓶都临摹完了。但后来人们把雷蒙德所画的伊莎多拉的裸体跳舞像误认为是希腊花瓶上的图案。 除了卢浮宫以外，他们还到过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其他的博物馆。此外，伊莎多拉对歌剧院前面的群像和凯旋门上的浮雕也特别入迷。每经过一处历史文物，她无不伫主观赏。得见这些曾经梦寐以求的灿烂文化，使这位年轻的美国人的心灵无比兴奋，欢欣不已。 春去夏来，1900年规模宏大的博览会开幕了。 一天早晨，查尔斯·哈莱忽然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室。伊莎多拉非常高兴，而雷蒙德却深感不悦。哈莱是特地来参观博览会的，此后他就经常跟伊莎多拉作伴，他是个聪明而有魅力的向导。他们整天穿越各种建筑物漫游，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那里进餐。他非常和蔼可亲，当伊莎多拉累了的时候，就让她坐上轮椅，他推着她走。伊莎多拉时常感到懈怠，因为博览会里的艺术品根本不能跟卢浮宫里的艺术品相比。不过她还是很快乐，因为她爱巴黎，也爱查尔斯·哈莱。 每逢星期天，他们就坐火车到乡下去，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她在森林里跳舞给他看，他为她画速写。 1900年的博览会给伊莎多拉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伟大的日本悲剧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舞蹈。接连好几夜，她和哈莱为这位伟大悲剧演员高超的舞蹈艺术所倾倒。 另一个甚至比这更深刻的终生难忘的印象，就是罗丹馆。在那里，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全部雕塑作品首次公开展出。伊莎多拉初次踏进这个展览馆，站在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杰作面前，崇敬之情不觉油然而生。那时她对罗丹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每次去参观，听到有些庸俗的观众说：“这个塑像的脑袋到哪里去了？”或者“他的胳膊呢？”她便愤然回头大声呵斥：“这也不懂？！这不是人体，这是艺术，不过是一种象征，对于人生理想的一种设想。” 秋天来了，博览会也将闭幕。查尔斯·哈莱不得不回到伦敦去，临行前把伊莎多拉介绍给他的侄子夏尔·努夫拉。“我把伊莎多拉托给你照顾，”他说。 努夫拉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对生活多少有些厌倦。但托他照顾的天真烂漫的美国姑娘颇使他入迷。他开始帮伊莎多拉在法国艺术教育方面补课，给她讲述了许多关于哥特式建筑的知识，还使她懂得了鉴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时代的艺术。 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室，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维利埃大街租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 在这间工作室里，邓肯夫人重振旗鼓，像孩子们童年时代一样，接连几小时地演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工作室不带卧室，也没有浴室。他们也没有床，晚上把床垫放在竹木箱上，在上面睡觉。 努夫拉成了邓肯家的常客。有一天，他带着两个好朋友来到工作室：一个是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尼；另一个是青年文人，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特别以有伊莎多拉这样的朋友为荣，欣然把她当作美国的一个稀世之宝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伊莎多拉为他们跳了舞。当时她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圆舞曲和玛祖卡舞曲。邓肯夫人那天弹得好极了，就像男人那样坚定有力，并且富有感情，对作品理解深刻。她为伊莎多拉伴奏了好几个小时。 就在那时，雅克·博尼想出个主意，要他的母亲德·圣马索夫人请伊莎多拉在某个晚上去跳舞，以款待她的朋友。 德·圣马索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她在她的雕塑家丈夫的工作室里安排了一次预演。弹钢琴的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他的手指仿佛有鬼神之功，伊莎多拉立刻被他吸引住了。 一见到伊莎多拉，他就大声喊道：“何等美妙！多美！多么标致的孩子啊！”接着按照法国的习惯，把伊莎多拉搂在怀里，吻了她的双颊。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梅萨杰。 首演的夜晚来到了。整个过程中，观众的亲切热情使伊莎多拉受宠若惊。往往不等一场舞跳完，他们就喊了起来：“妙，妙！她跳得多妙！了不起的孩子！” 第一个舞刚跳完，一个目光锐利、身材高大的男人便站起来把她抱住。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伊莎多拉，”她回答。 “小名呢？”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喔，多丽塔，你真可爱！”他嚷着，吻了伊莎多拉的双眼、双颊和嘴唇。接着，圣马索夫人拉着她的手说：“刚才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杜。” 萨杜是法国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18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实际上，在座的都是巴黎数一数二的人物。 临走时，伊莎多拉被包围在鲜花和赞美声中。她的三位“骑士”——努夫拉、博尼和博尼埃一同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志得意满，喜气洋洋，因为他们邀来的神童竟然大获成功。 这三位青年中间，后来跟伊莎多拉最要好的不是快活的高个子努夫拉，也不是一表人材的博尼，而是那位可以说是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的博尼埃。虽然他脸色苍白，圆圆脸庞上还戴着一副眼镜，但他的心智却非常出众。 伊莎多拉始终是一个富于理智的人，她的恋爱事件也多半是诉诸理智的。 安德烈·博皮埃正在创作他最早的两本书：《彼特拉克》和《西蒙德》。他天天来看伊莎多拉。通过跟他交往，伊莎多拉对所有法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了些理解。 这时伊莎多拉已能相当流利地阅读法文和讲法语。博尼埃常常一连几个下午在工作室里为他们高声朗读，声调抑扬顿挫，十分悦耳。他把莫里哀、福楼拜、狄奥菲·高地叶和莫泊桑的作品读给伊莎多拉听。从他那里，她首次听到梅特林克的《佩利亚和梅利桑德》，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法国现代名著。 下午，每当工作室响起叩门声，便是博尼埃来了。他总是挟着一本新书或杂志。 邓肯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女儿对这个人那么热情。做为女儿的情人，他并不符合她的理想，因为他是个小胖子，眼睛很小。 通常他给伊莎多拉朗读两三个钟头，接着他们就坐在公共马车的上层到城岛去，凝视月光下的巴黎圣母院。他了解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每个塑像，能够给她讲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然后，他们就步行回家。她不时地感觉到安德烈胆怯地用手指按着她的胳膊。 每个星期天，他们便乘火车到马尔利去。后来在博尼埃所写的一本书里，就描写过他们在森林里散步的情景——伊莎多拉怎样经常在他前面沿着小径边走边舞，像一个山林女神或者一个树精那样，格格地笑着向他招手。 他向伊莎多拉倾诉了想要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类型和全部构思。一天早晨，他脸色惨白来到伊莎多拉那里，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两眼直瞪瞪。临走前在她额上吻了一下，神色意味深长。 伊莎多拉预感到他要去死了，一直为他担惊受怕。三天之后，他神采飞扬地又来了，向伊莎多技承认自己进行了一次决斗，刺伤了他的对手。她始终不知道这次决斗的起因，事实上，对他的私生活她丝毫也不了解。通常他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到来，然后根据天气和他们的兴致，决定给她朗读或者带她去散步。 有一次，他们坐在墨登树林中一块空地上，那里有四条道路交叉。他管右边那条道叫做“成功”，左边那条道叫做“安宁”，笔直向前的那条叫做“不朽”。 “那么我们坐着的这条道呢？”伊莎多拉问他。 “爱情，”他低声回答。 “好，我宁愿留在这儿，”伊莎多拉兴冲冲地喊了一声。 他却说：“我们不能留在这儿。”说完便站起身来，沿着笔直向前的那条道飞奔而去。 伊莎多拉非常失望，又觉得迷惑不解，急急忙忙跟在他后边喊道：“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说什么，把伊莎多拉送到工作室门口，突然扔下她就走了。 这种古怪而又热烈的友情延续了一年多。出于天真无邪的心愿，伊莎多拉渴望着把他们的友谊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一天晚上，伊莎多拉设法叫母亲和雷蒙德去看歌剧，只留下自己一个人，下午还偷偷买了一瓶香槟酒。晚上，小桌子上放着鲜花、香滨酒和两只玻璃杯。她穿上一件透明的舞衣，头上戴着攻瑰花环，像个小情人一样期待着安德烈的到来。 他来了，似乎十分惊异，而且局促不安，那香摈酒几乎碰也不敢碰一下。她跳舞给他看，但他好像心不在焉。最后，他突然走了，说那天晚上有好些东西要赶着写完。伊莎多拉孤零零一个人待着，玫瑰花环和香摈酒还在面前，她伤心地哭了。 她绝望地想：“他不爱我。” 由于虚荣心和自尊心受到挫伤，她开始和那三个密友中的博尼调情。他身材高大，金色的头发，一表人材。在拥抱、接吻这些方面跟安德烈那种畏畏缩缩的表现恰恰相反，非常大胆。但伊莎多拉这次尝试的结果也不大妙。 一天晚上，在饭馆吃了晚餐之后，他把她带到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 伊莎多拉浑身战栗，但内心实在高兴：我终将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在博尼的怀抱里，沉浸在暴风雨式的爱抚之中，她的心怦怦乱跳，每一根神经都沐浴在欢乐中，整个身体淹没在醉人的欢悦里。最后她终于苏醒过来，欣喜若狂。 突然间，他惊跳起来，跪在床边，用难以描摹的激情对她嚷道：“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我几乎犯下多大的罪啊！不行、不行！你应当保持纯洁无暇。把衣服穿上，赶快把衣服穿上！” 他对她的悲叹充耳不闻，把外衣给她披在身上，急忙送她上了马车。在回家的路上，他狂乱地痛骂自己，把伊莎多拉吓得不知所措。 伊莎多拉问自己：什么罪？他几乎犯了什么罪呢？她感到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惶惑不安。在极度沮丧的情况下，她又一次被扔在工作室的门口。此后，那个年轻的、金头发的朋友再也没有来找过她。不久以后，他就到殖民地去了。 这就是伊莎多拉青年时代在爱情这个奇妙境地的边缘上的最初几次探险。多年来，她总渴望着进入，却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她给追求者们造成的印象过于严肃，甚至令人敬畏。不过最后这次震动对伊莎多拉的感情气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促使她以这种气质的全部力量投入舞蹈艺术。 伊莎多拉日日夜夜在工作室里潜心探索着一种舞蹈，它能够通过身体动作给予人的精神以神圣的表现。她常接连几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着，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口，遮住太阳神经。邓肯夫人见女儿呆若木鸡、精神恍惚地持续那么久，经常惊惶失措。不过伊莎多拉还是在思索着。在她进行的研究中，最初试图表达肖邦的序曲，也曾学习格鲁克的音乐。邓肯夫人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奥菲乌斯》，直到窗户上曙光闪耀。 窗户很高，而且没有窗帘，因此邓肯夫人一抬头总是能看到天空、月亮、星星。有时大雨倾盆而下，雨水的细流就淌到地板上，因为工作室顶棚的窗户很少是能防雨的。到了冬天，工作室里朔风凛冽、冷得可怕，而夏天则热得像蒸笼一样。他们只有这么一个房间，大家各行其事是不方便的。不过年轻人能屈能伸，对这些满不在乎。邓肯夫人又是个刻苦耐劳、自我牺牲的模范，一心只想给孩子们的工作助一臂之力。一次，伊莎多拉接受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邀请，去她家客厅表演。 格雷夫尔伯爵夫人是当时社交界的皇后。因此那天晚上，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济济一堂，到处都是服装华丽、珠围翠绕的妇女，千百朵红玫瑰香气袭人。伊莎多拉跳舞时，第一排的几个漂亮的小伙子总是盯着她，他们的鼻尖几乎可以触到她那跳舞的脚尖。伊莎多拉怏怏不乐，觉得这次演出完全失败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伯爵夫人的一个彬彬有礼的字条，除了表示感谢，并叫她到她的门房去领“封包”。伊莎多拉不喜欢到人家的门房里去，因为她对钱实在太敏感了。然而不管怎么样，这笔钱够付工作室的房租了。 使她愉快的是，有一天晚上，在著名的玛德兰·勒玛尔夫人的工作室里跳舞，她第一次看见了在观众席上的诺瓦伊伯爵夫人，让·洛兰也在座。 除了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她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歌剧院的图书馆。那里的管理员对她的研究工作非常关心，不管什么样的书籍，只要是关于舞蹈的、关于希腊音乐和戏剧艺术的，都搬出来让她随意选用。伊莎多拉便聚精会神地阅读上自古埃及，下至当代的一切有关舞蹈艺术的书籍，随读随记，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但是，在她完成了这个工程浩大的实验之后，她才知道能够求教的大师只有三人：让一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一个天色晦暗的下午，有人叩伊莎多拉工作室的门。伊莎多拉打开门，看到门外站着一位仪态大方、令人肃然起敬的女士。伊莎多拉觉得她的到来似乎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 “我是波利尼雅克王妃，是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朋友，”她自我介绍道。“我看了你的舞蹈。你的艺术使我，特别是使我的作曲家丈夫发生了兴趣。” 王妃容颜秀丽，美中不足的是下颚太大，如果不是冷若冰霜的矜持神态，她的眼神和容貌还是给人以娇艳的感觉的。她说话时带鼻音，生硬刺耳，人们听到这样的嗓音会感到迷惘，因为原以为她的嗓音会圆润和深沉得多。后来伊莎多拉才捉摸出，尽管她贵为王妃，那冷漠的表情和生硬的声调，却是用来掩饰内心极度敏感和羞怯的。 伊莎多拉对她讲述了自己的艺术和希望，王妃立刻提出在她的工作室里为伊莎多拉举行一次演出。 王妃会作画，同时又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和管风琴。 这位王妃似乎从这个空荡冰凉的工作室察觉到邓肯一家的贫困，看出了他们面有饥色。当她告辞离去的时候，羞怯地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那里面装着两千法郎。 第二天下午，伊莎多拉到王妃家里去，见了波利尼雅克亲王。他是一位颇有才能的优秀音乐家，是一位高雅清瘦的绅士。他时常戴一顶小黑丝绒圆帽，这种帽子跟他那张表情细腻的漂亮脸庞十分相称。 伊莎多拉穿上舞服，在他的音乐室里为他跳舞。他看得出了神，赞美她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幻象。伊莎多拉那关于动作和音响之间关系的理论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她对舞蹈做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种种期望和理想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很高兴地为她弹奏钢琴，那纤巧的手指弹上去，宛如恋爱着它、抚摩着它。他的赞赏像一股暖流涌上伊莎多拉的心头。最后他叫了起来：“多可爱的小姑娘，伊莎多拉，你真可爱！” 伊莎多拉用法语羞涩地答道：“真的，我也很喜欢您。我愿意总是为您跳舞，在您那动人的乐曲启发下创作舞蹈。” 接着他们就设想今后合作的前景。不幸的是，后来因为他的早逝，希望化作了泡影。 在波利尼雅克王妃工作室里举行的晚会极为成功。而且，由于她慷慨地把工作室对外开放。观众不仅限于她的好友，这样一来，伊莎多拉的舞蹈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兴趣。从此，邓肯一家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连举行收费的晚会，每次接纳二三十个观众。波利尼雅克亲王每次都到场。有一次，他眉飞色舞地摘下他的小帽在空中挥舞，并且喊道：“伊莎多拉万岁！” 欧仁·卡里埃尔和他的一家人也来观看，还为伊莎多拉做了一次关于舞蹈的简短演讲，在他的演讲中有一段话说： “伊莎多拉为了要表现人的情操，从希腊艺术中找到了最好的典范。她对那些美丽的浮雕形象赞叹不已，从中取得了灵感。但是，富于创新精神的她却返回自然，从而产生了她的一切舞姿。在相信能够模仿和复活希腊舞蹈的同时，她还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她所想的是希腊的艺术，而表现的是她自己的东西。她自己的愿望就是要忘却时间，追求幸福。这种愿望表现得这样真挚，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在复活的希腊艺术珍品面前，我们也像她一样年轻了。一个崭新的希望在我们心中高奏凯歌。当她表现她顺从命运之必不可免的时候，我们也和她一起屈从了。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不再是一种余兴节目，而是一种个性的表现，也许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它无比丰富，激励着我们努力实现自己命定要实现的事业。” 尽管伊莎多拉的舞蹈已经为许多知名人士所赏识，但他们的经济情况还是十分拮据。时常为无力支付房租而心烦，或因没有煤炭生炉子而挨冻。不过，在这样贫困的处境中，她总能独自接连几小时站在冰冷凄凉的工作室里，期待着灵感的来临，用动作表现自己。 一天，伊莎多拉正这样站着，一位衣饰华丽的绅士前来拜访。他穿着一件贵重的皮领大衣，戴着一枚钻戒。他说： “我从柏林来。我们听说你在搞一种赤脚表演。我是从一家最大的游艺场来的，想立即跟你签订一个合同。” 他搓着双手，笑容可掬，好像给伊莎多拉带来莫大佳运似的。 可是，伊莎多拉却像一只受伤的蜗牛，急忙缩进壳里去。漠然答道：“噢，谢谢您。不过我决不同意把我的艺术送进游艺场。” “可您并不了解，”他惊异地说，“好些最伟大的艺术家都在我们游艺场里表演。再说还能挣大钱。我现在就答应演出一个晚上给你五百马克，以后还要增加。我们要为您大肆宣扬，说您是‘世界上第一个赤脚舞蹈家’。一个赤脚舞蹈家，了不起、了不起！您一定会答应吧？” “决不、决不！”伊莎多拉发起脾气来。“任何条件都不行。” “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不能接受否定的答复。我已经把合同带来了，”他说。 “不行，’伊莎多拉说，“我的艺术不是为游艺场准备的。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去柏林，希望能合着你们的爱乐交响乐队跳舞。但要在音乐堂里，而不是在玩马戏和杂耍的游艺场。老天爷，真太可怕了！不，什么条件我都不要。再见！” 这位德国剧院的经理对房间里的陈设和伊莎多拉破旧的装束瞧了一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二天他又来了。过了一天，他第三次来了，答应每晚付她一千马克，先订一个月合同。他发火了，说她是个“傻姑娘”。 最后，伊莎多拉向他喊道：她到欧洲来跳舞，是为了通过舞蹈传播宗教信仰的伟大复兴；通过人体动作的表情来让人们认识人体和心灵的美和圣洁，根本不是给那些脑满肠肥的资产者茶余饭后做为消遣的。 “请你赶快出去！你走！”她叫喊道。 “每晚一千马克您还拒绝吗？”他简直透不过气来了。 “当然不行，”伊莎多拉厉声回答。“就是一万、十万我也不干。我所追求的目标你是不会了解的。” 他临走的时候，她还加了一句：“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到柏林去的。我要去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是要在一个配得上他俩的剧场里，也许还不止一千马克！” 后来，伊莎多拉的预言终于实现了。三年之后，在克洛尔歌剧院里，她在柏林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出。当剧院售出了二万五千多马克的戏票的时候，这位经理先生捧着鲜花到伊莎多拉的包厢里来表示祝贺。他友好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对她说：“小姐，你的话没说错。” 可是他们的经济情况很不宽裕，无论是王公贵族们的赏识，或是伊莎多拉本人名声与日俱增，都不能带来温饱。 在此期间，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时常到他们的工作室里来，她的长相很像一位埃及公主。她来自美国西部的一个名门望族，唱起歌来十分迷人。清晨，常有散发着紫罗兰香气的小字条塞进邓肯家的门缝里来，接着雷蒙德便偷偷摸摸地不见了。终于有一天，雷蒙德告诉大家们说，他已经受聘去美国做巡回演出。 这样，在巴黎就剩下伊莎多拉和母亲两个人了。那时邓肯夫人病了，她们不得不搬到一家小旅馆里去住。在那里，邓肯夫人总算可以睡在床上，不像在工作室里那样受地板下冷风的侵袭，同时进餐也可以正常了，因为是三餐包饭。 在这家供膳宿的公寓里，有一对夫妇非常引人注目。女的大约三十岁，美貌出众。一双出奇的大眼睛，眼神温柔、深沉、妩媚而又富有吸引力，充满着火一样的热情。同时又流露出驯顺和谦卑。她那满头金红色的头发如火焰一般，一举一动都激起人们的爱欲。任何人只要窥视一下她那双眼睛，就会像掉进了火山的喷火口一样。那男的身材纤长，有两条秀气的眉毛，脸上时常带着年轻人少有的倦意。通常还有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总是专心地谈着话，谈得热烈，十分起劲。这三人似乎与常人不一样，从来不知疲惫，也毫不厌烦。 一天早晨，那少妇来到伊莎多拉桌前，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亨利·巴塔伊先生。这是让·洛兰先生，他为你的舞蹈撰写过文章。我叫贝特·巴蒂。我们很希望哪天晚上能造访你的工作室，如果您愿意为我们跳舞的话。” 伊莎多拉非常激动，也十分高兴。她从未听见过像贝特·巴蒂那样有魅力、那样热烈、那样洋溢着生命力和爱情的嗓音。她以前就一直注意这三个人，贝特·巴蒂时常穿着令人吃惊的紧身衣，色彩不断变化，上面还缀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片。 那次会晤之后，他们就经常到伊莎多拉的工作室来。有一次巴塔伊还给他们朗诵他的诗作。就这样，伊莎多拉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觅得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巴黎知识界和艺术界名流的心胸。要知道，巴黎当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如同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 自从在1900年展览会上观赏了罗丹的作品之后，他的艺术天才总是索绕在伊莎多拉的心头。有一天，她到大学路上他那工作室，去向罗丹参拜。 罗丹的身材矮小粗壮、健壮有力、须发丰美。他的作品寓伟大于简雅。有时他低声吟哦着他的塑像的名字，不过可以感觉到，名字对于他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他时常伸手去抚摩那些塑像。最后他两手摸住一小块粘土揉捏的时候，呼吸也急促了，热流从他内心奔涌而出，好似火炉在熊熊燃烧。不一会儿便捏成了一个女人的胸部，她仿佛在他的手指下悸动。 他搀着伊莎多拉的手，坐了马车去她的工作室。伊莎多拉急忙换上舞衣，把希腊诗人德阿克里特的一首牧歌跳给他看。 接着，她把自己那套创造新舞蹈的理论讲给他听。但是不久她就发觉他并没在听她讲，而是注视着她，两眼闪闪发光，接着脸上的表情就像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作品。他向她走过来，伸手抚摩她的脖子和胸部，捏了她的胳膊，又滑过臀部和赤裸着的腿和脚。他开始按摩她的全身，就像揉捏泥巴一样。同时，他身上发出热焰。伊莎多拉烧焦了，她熔化了。她当时整个的心愿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是的，要不是由她所受的教养使她害怕起来，她真会这样做的。她躲闪开去，急忙把外衣技在舞衣上，把他打发走，他当时莫名其妙。 两年以后，伊莎多拉从柏林回到巴黎，才又见到了他。以后若干年中，他一直是她的良师益友。 伊莎多拉·邓肯同另一位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会晤就大不一样，但也充满乐趣。她是由作家凯彻尔的夫人带引到他工作室去的。凯彻尔夫人怜悯邓肯一家的孤寂生活，时常请他们到她家吃饭。有一次，伊莎多拉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一帧奇异、迷人而忧伤的画像，凯彻尔夫人告诉她说：“这是卡里埃尔给我画的肖像。” 一天，她带伊莎多拉到卡里埃尔家里去。她们登上最高一层的工作室。在那里，卡里埃尔被他的书籍、家人和朋友们团团围住。他拥有一股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周身流淌着对于一切的深情厚爱。他的画作的一切优美、力量和奇特，正是他那崇高心灵的直接表现。当伊莎多拉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见到了基督，满怀着敬畏。 几年之后，约斯卡夫人描述这次会晤的情景，写道： 伊莎多技站在这位谦逊的大师和他的朋友麦基尼科大之间。她比他们俩还要文静得多。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美国女孩子会像她那天一样显得那么害臊。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欧仁·卡里埃尔就拉着我的手，好像领着一个孩子去见识应该赞赏的什么东西似的，对我说：“这就是伊莎多拉·邓肯。”接着一片寂静，更加烘托出这个响亮的名字。 平时一向低声说话的卡里埃尔突然用深沉而高昂的声调宣布说：“这位美国姑娘即将给予世界革命性变革。” 伊莎多拉很快成了卡里埃尔工作室的常客，他们很快就推心置腹地待她，把她看作他们的挚友。这是伊莎多拉青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从那时起，每当她怀疑自己的时候，只要想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就恢复了自信心。在她整个生活道路上，欧仁·卡里埃尔一直激励她坚持自己的最高理想，召唤她永远奔向深入探索艺术的圣洁殿堂。甚至当忧伤几乎要把伊莎多拉带到病人院里去的时候，是卡里埃尔的作品给了她活下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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