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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钢琴王子李斯特


  ●1835年,奥洛尔与卡西米尔签了一份离婚协议,由此引出了一场纠纷。
  ●继缪塞、帕吉洛之后,乔治·桑相信自己已经忘记了爱恋的热情。
  ●缪塞离开她的时候,身后留下了弗朗茨·李斯特。
  ●李斯特希望玛丽像乔治·桑一样离开丈夫,然后同情人公开在一起生活。

  1835年3月底,诺昂,在初春的日子里,花园里美丽迷人。忧郁的杜德望夫人,走到长春花和风信子花丛,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准备读圣·勃夫的一些来信。
  信中充满了责备、鼓励与提醒,布洛兹感到恐惧,因为她向他索求柏拉图的著作和《古兰经》,他害怕神秘主义倾向会猛烈袭击他的头脑和《两世界评论》杂志。他对圣·勃夫说:“请写信给乔治·桑,叫她不要太神秘化了。”
  布洛兹的害怕并不是没有道理。女小说家搞神秘主义,却不再是那种鼓吹爱情狂热的神秘主义。乔治·桑肯定地表示,宁可肝脑涂地,也不会再像最近三年那样生活。“不要温情而持久的爱情,也不要盲目而狂热的爱情。这两种爱情都很美妙宝贵。可是,对于我来说,它们却已经过时了。”
  在爱情上经历了那么多次失败,她感到害怕,希望在其他方面寻求安慰。可到哪里去找?用什么方法去找?像从前在英国女旧道院一样,或者如圣·勃夫忠告的那样,到上帝那里去找吗?她想这么做,不断热爱那陌生的上帝。
  在愁惨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诺昂的庭院里万籁俱寂,神秘莫测,一片昏暗。她感觉到上帝就在那遥远的群星之外。但是,她的优雅妩媚已经消失,她悲伤得要死。她想:“上帝不爱我,也不为我操心;上帝把我留在人间,使我孱弱不堪,无知无识,潦倒不幸……”
  她被爱情避弃之后,又被上苍抛弃。
  圣·勃夫的来信中,她只记住了两个词:“克己”和“牺牲”。
  她愿意投身到某一伟大的事业中,利用那使她窒息的旺盛精力,从个人主义与骄做自负中解脱出来。这种想法始终显得空泛而漫无目的。
  她能对谁表示一片赤诚?
  孩子们不在身边,远在他乡:莫里斯念中学,索朗芝在寄宿学校。胖丫头变得调皮捣蛋,谁的话都不听;但是,她的模样漂亮有趣,能得到别人谅解。莫里斯是个多愁善感的小伙子,总想厮守在母亲身边。母亲也希望有人带他回诺昂。但是乔治·桑知道,这样就会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与卡西米尔常常发生争吵。
  拉夏特尔的杜特伊是她的知己和诉讼代理人,他建议奥洛尔做他的情妇,同时又让她与丈夫言归于好。
  这计划使她反感:“没有彼此倾慕与深情的亲近,想起来都觉得可耻。一个女人力争与丈夫接近,为的是夺取他的意志,这与下等妓女为了糊口、高等妓女为了奢侈而卖淫毫无二致。”
  杜特伊谈到她要替孩子们着想,她加以反驳,说自己对重修旧好本能地深感讨厌。并不是她的丈夫比别人更引起她身体上的厌恶,或者精神上的反感。但是,她认为一个女人不能像一件东西那样委身于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更是有精神的人。如果说身体的某些功能,比如吃饭、消化等,精神固然不必参与,那么两个人在爱情上的结合,难道能够同那些功能相提并论吗?只要一想起这点,就令人愤慨。”
  既然她不想把卡西米尔拉过来,剩下的问题就是从生活中排除他。她热切地希望在肉体上和财产上同他分开,她自己最终成为家里的主人。
  杜德望呢?他已厌倦了乡村生活,不反对到巴黎去当单身汉。
  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离婚的初步协议,奥洛尔要留在诺昂;卡西米尔将拥有巴黎的纳博纳公馆,每年可收房租6700法郎。他要抚养莫里斯,支付其食宿费用和看门人的工资,还要缴纳税款。奥洛尔则负责抚养索朗芝,协议在1835年12月执行。
  协议刚一签字,卡西米尔就后悔了。他舍不得诺昂这个小王国。他的妻子却不把协议看成是悲剧性的,或者是严肃的事情,“我的职业是自由;我的癖好是不接受别人的怜悯与恩宠,甚至当别人用我的钱财对我大发慈悲……”尤其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意见,不希望父亲在他们的眼里是个受害者。
  怎么办?杜特伊建议乔治·桑去请教布尔日城的著名律师路易·米歇尔。
  路易·米歇尔尽管才三十六岁,从外貌上看,却已是个秃顶驼背的小老头了。他的脑袋特别大,好像是两个头焊接而成的。他脸色苍白,牙齿洁白整齐,眼睛近视,却充满了柔情蜜意。
  米歇尔的父亲是瓦尔省的一个贫苦樵夫,后被人杀害,米歇尔在农村长大,总是穿着不成样子的宽袖长外套,粗笨的木鞋。一年四季他的头上都包着三条头巾,古里古怪。那是因为他常常生病发烧,感到发冷,在奇异可笑、粗俗而又富有挑衅性的头饰下面,可以见到一件细布衬衫,总是洁白干净。
  这个威严的律师很喜欢献殷勤,喜欢女人。他勾引女人的手段就是雄辩的口才。当他口若悬河的时候,似乎变得漂亮动人。
  乔治·桑为自己的官司来征求米歇尔的意见,可是他只是大谈自己对《莱莉亚》的看法。在一个美好的春夜,月光皎洁,他俩在朴素安静的布尔日城内散步。米歇尔一直讲到黎明。
  这谈话好比一首充满思想的乐章,通过合乎逻辑的联系和轻柔的音调变化,毫不费力、也不用对比,就把杜德望夫人的灵魂一直高举到天上,进入凝思,接着又把她带回人间、置于自然的气息之中。
  她毫无招架之力,着了迷,从失败中感到快乐。米歇尔对她使出浑身解数。他欣赏《莱莉亚》,乔治·桑更使他特别欢悦。他把自己整个儿奉献乔治·桑,拿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同情心。
  继缪塞、帕吉洛之后,乔治·桑相信自己已经忘记了爱恋的热情。实际上,她像一匹勇敢的战马,久经征战之后,重新在亭享受牧场的安宁。但是,一旦远方响起了号角,便又跳过栏栅奔驰,如果说她的自我奉献是无私的举动,并伴随着强烈的感情,那么哪怕是即时的献身,对她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
  她与米歇尔会见不久,便送给他一个戒指,做为他们初次爱情的纪念,她说,他是“她自降生那天起就爱慕的人。相信这是在做了种种幻想之后,终于找到的爱人,并且要把他据为己有”。
  然而,尽管在听他滔滔不绝他讲话,她仍旧保留判断的自由和良知。乔治·桑本能的政治观念,就是爱情和正义;而米歇尔本能的政治,却是以断头台为手段,达到谋取权力的目的,乔治·桑回到诺昂以后,开始给米歇尔写信,既是恭维,又是对抗。米歇尔,他是个博爱家吗?
  博爱造就了慈善的修女。爱慕光荣则不同,产生了其他的人,狡猾的伪善者,你给我闭上嘴吧。在命中注定的陡峭的斜坡上锻炼你本能的力量,你把这视作义不容辞的责任,结果误解了自己。至于我,我知道你这个人不肯尽义务,而把义务强加于人。你不喜欢人类,不是他们的弟兄,不跟他们平起平坐。你生来就是国王……
  她准备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充满着失误和过错,但是对过去的错误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重视:“长期以来,我所认识的人都相当爱我,宽宏大量地评价我,原谅我所做的错事。我的著作,从来没有做出任何结论,既没有好的效果,也没有坏的恶果……”
  米歇尔焦急地问道:“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有结论呢?如果您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出结论呢?”
  她喜欢感受到这种力量对自己的鞭打,她第一次同一个比她更倔犟的男人打交道。他对她喊道:“傻瓜!”
  这是一种新的感觉。
  她抚摩他那光秃硕大的前额。她认为自己希望米歇尔苍者多病,以便照顾他。但是他生的是心病,徒有雄心一片,却不能如愿以偿。她对他说:“你觉得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呀!时间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过去,你的头发脱落了,灵魂消磨了,而人类却停步不前……”
  四月底,米歇尔去巴黎,为那一年的一起政治要案,即里昂起义案做辩护。
  乔治·桑打算到巴黎去与米歇尔相见,也看看辩论的情况怎样。
  圣·勃夫用情场上的经验来提醒她,她有重新见到缪塞的危险:“朋友,您不要设想不会见到他,也不要设想他不知道您来巴黎,更不要设想他不会来找您。试想一下,您在那里,您替他开门,当时除了您之外,没有第三者在场……”
  她偷偷笑了。她正是要见缪塞!
  米歇尔竭尽全力为四月案件中的被告们辩护。每晚从法庭回来,他总有几小时惶恐不安。乔治·桑就像热情洋溢的护士,守候在他身旁,把自己的心血全都付与这个不成人样的人。
  米歇尔感觉好一点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辩论,这一次为的是转变乔治·桑的思想。那不是因为她坚持反对的立场;她跟他一样憎恨中庸政府。拿破仑代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她是一个态度不甚明朗的波拿巴主义者。因为她痛恨年老的伯爵夫人们,打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还继承了母亲的遗传,一直是平民的朋友。她赞成财产平等,但把这看成是分享幸福,而不是分配所有权。
  一天晚上,乔治·桑在横跨塞纳河的圣父桥上听米歇尔说教。伊勒里王宫的灯光照耀着广场上的树木,跳跃闪动。他讲的是用暴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
  乔治·桑漫不经心地享受着这迷人的夜晚,享受着远处传来隐约可闻的管弦声,享受着明亮温柔的月光与节日的王宫投在河中的倒影相互重迭的美景,米歇尔的声音突然粑她从冥想中唤醒。
  他大喊道:“我对您说,为了使您那腐朽的社会焕然一新。变得年轻,应该让这河里的流水如鲜血一般殷红!让这可恶的王宫化为灰烬!让您目光注视的大城市变成光秃秃的沙滩!让穷苦人家在那里耕耘劳作,建起茅寮!”
  这天晚上,他激动地高声喊叫,用手杖猛击古老的卢浮宫的宫墙,结果手杖都折断了。这使乔治·桑感到沮丧和厌倦,她转身朝马拉盖滨河街走回去。于是,他跟着她,哀求乔治·桑继续听他讲。
  以后,每天都有争辩,她抱怨米歇尔摆出知识权威的架子。她相信才智与爱情甚于相信暴力。她感激米歇尔使她看到了完全平等的理想,但是她担心如此激烈的雄辩会导致轻举妄动或者动刀动枪。她以严格审慎的理智询问,他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他的计划是什么?而他却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事态的发展会给他指点。他又说:“真理是不会显现给蛰居深山的思想家的。为了找到适用于劳动者社会的真理,应该团结一致,行动起来。”
  米歇尔责备乔治·桑没有耐心。一天早上她正要同他争辩,却发现他刚刚已经走了,并把她锁在屋子里。好多天,他都这样把她整天囚禁起来。他笑着说:“我把你藏起来,给你时间去思考问题。”
  起初,她还为自己任人摆布而感到某种快乐,然而她的思想并不因此有所改变。她老是在想,下等人与上等人没有什么两样,被压迫者比压迫者更有价值,奴隶比暴君更为可贵。“我从来就对一切将要在泥阶上生长的东西表示愤恨。”然而这种愤恨始终是被动的。除了一些尚武的热情之外,乔治·桑又隐入一种充满诗意的生活中去了。她出于对米歇尔的爱慕,终于接受了他的旗帜,而不接受他的理论。
  新旧朋友的更替如同腐殖土层的更新一样。初到巴黎的时候,杜德望夫人有贝里同乡勒尼奥、弗勒里等人做伴;拉杜什和圣·勃夫是她的密友。她与桑多断交,便疏远了巴尔扎克和勒尼奥,随后热情造成了空虚。缪塞离开她的时候,身后留下了弗朗茨·李斯特。缪塞曾带他到马拉盖滨河街。
  天才的音乐家李斯特使乔治·桑喜欢不是没有理由的。乔治·桑由祖母抚养长大,本能地懂得最妙的音乐。但是还有别的许多理由。李斯特像她一样,在青少年时代信奉神秘主义,还保持着炽烈的虔诚心;像她一样,他对穷人抱有亲切的同情;像她一样,他把贵族的态度与民主的言论结合在一起;像她一样,他阅读诗歌集和哲学书,追求高尚的感情,希望自己无所不知。李斯特比乔治·桑小七岁,两眼投射着闪电般的光芒。他演奏时,那柔软光滑的秀发随之飘舞。乔治·桑早就爱他了。
  巴黎的流言蜚语说她已经爱过他了。缪塞一度嫉妒李斯特。乔治·桑和弗朗茨总是拒不承认。但是他俩都相当公开地过着狂放不羁的生活,以致人们都信以为真。
  李斯特欣赏乔治·桑写的小说,夸赞她关于风流韵事的构思。但她丝毫没引起他的肉欲。
  至于乔治·桑,她愤怒地写道:“要是我能爱李斯特先生,我早就爱他了。但是,我不能够……如果我喜欢吃菠菜,那我就吃了,然而我讨厌吃菠菜,要我喜欢菠菜,我会生气的……”
  事实上,弗朗茨爱着另一个女人,达古尔伯爵夫人。她是德国银行家贝特曼的外孙女,弗拉维尼伯爵的女儿。这位蓝眼金发女郎,高挑身材,瘦薄如纸,皮肤白哲,正要大胆地风流快活一番。
  缪塞把李斯特介绍给乔治·桑;李斯特促成了乔治·桑与德·拉姆奈神甫的结合。
  德·拉姆奈是一位神甫,也是一位作家。这是一位天真烂漫、固执己见、心地高尚的教士,是个容易发怒、喋蝶不休的“道德标本”。拉姆奈认为教会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圣灵、反对专制政权。除了灵魂,一切都属于恺撒大帝。他回顾教会的作用,发现它始终是同化并且圣化伟大的历史潮流。十九世纪的天主教教义应当是自由化的、社会的和民主的,做为平民预言家,拉姆奈相信自己是应命振兴教会的。结果他受到罗马教廷的严厉谴责,被撤职和开除教籍。他感到痛苦,幻想破灭了。他说。“我希望能够同我自己决裂。”
  他住在里沃利街的一个小房间里,幻想为自己建一个地牢,让人们在地牢的门上看到一条座右铭:我宁折不弯。
  拉姆奈个子矮小,纤弱干瘦,脑袋挺大,跟整个身体极不协调。他态度拘谨不自然,近视的双眼却在眼神里带着骗人的柔情。他瞧不起妇女,说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进行推理达十五分钟之久的。然而他使乔治·桑狂喜。他给她带来了宗教信仰与社会信仰的混合物。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乔治·桑给拉姆奈大唱颂歌:“世上从来没有一颗比他更温柔的心,没有什么人比他更慈祥地关心别人,比他更有天使般的耐心……”
  李斯特向乔治·桑描述了神甫的衣着:磨损了的外衣,只有农民才穿的蓝色粗袜,很旧的破草帽。他还谈到了自己同达古尔伯爵夫人的爱情有了进展。
  李斯特希望玛丽像乔治·桑一样离开丈夫,然后同情人公开在一起生活。1835年6月,他终于胜利了。
  伯爵夫人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考验,但是我的爱情就是我的信仰,我渴望做一个殉道者。”她已有了身孕,那是李斯特的骨肉。她等待小孩在十二月份出生。
  乔治·桑看到伯爵夫人这样的贵妇,其所做所为竟像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感动不已。
  我美丽的长着金发的伯爵夫人,我本人并不特别了解您,但是我听李斯特谈起过您,我也见过您。我相信,根据这些我能够神志清醒地对您说:我爱您。您是我在贵族阶层里看到的唯一光芒四射的尤物。您雍容华贵,美貌绝伦,而又受人尊敬。事实上,您应该是强有力的,使我忘记您是伯爵夫人。但是,您现在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神奇的公主,多才多艺,举止端庄,谈吐高雅,衣饰华贵。我就是这样看您的,不管您怎么样,我都爱您。我很希望去看望您,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计划。我想,我们见面多了就会真诚相爱。您比我强千倍……
  这是一封优雅亲切的信。
  然而,这两个女人生来就不能融洽相处。达古尔夫人像杜德望夫人一样,不受家庭和上流社会的束缚。但是,乔治·桑虽然是国王的亲戚,却常常夸耀她那以捕鸟为业的外祖父;玛丽往往提醒那些把她忘记了的人,说自己是出身名门望族。乔治·桑喜欢穿着紧腰宽摆的蓝布衫和男人长裤,在田野上纵马奔驰;达古尔夫人却不穿一千法郎一件的连衣裙就感到不自在。乔治·桑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个才子到另一个才子,情人不断;而玛丽只有一次向恋情让步,并声称要用忠贞来使通奸合法化。
  李斯特和达古尔夫人带着自己的爱情一起到瑞士去生活了。在旅居瑞士期间,他们继续同乔治·桑通信。乔治·桑通过他的来信猜测李斯特在日内瓦的情况,不由得暗暗欢喜,看得出他已感到厌倦,尽管他过分表白自己在那里十分幸福。
  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催促乔治·桑到瑞士来。可是在临行之前,她要了结贝里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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