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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发展，就要花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家里过夜。良湄也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带着罪疚去欺骗和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会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学生们走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结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护车时，还在微笑，送到医院之后，不再醒来。医生发现他肺部充满了酸性气体，无法救活。 良湄在医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没机会睁开眼睛跟她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熊弼，是在方维志公司乔迁的酒会上，他落落寡欢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说：“长大是很痛苦的。”现在他应该觉得快乐，他从此不再长大了。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见。他像小孩子那样，轻轻地跟我挥手。 别离，成了诀别。他永远不知道，他爱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残忍的事。 丧礼结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着她。傅传孝打过几次电话来，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厅和厨房里打转。 “那个葡萄商送了几盒温室葡萄给我，你要不要试试？”她问我。 我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的？我想看着你吃东西。” 我勉强在她面前吃了几颗葡萄。 又过了一会儿，她老是走到厨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别再这样。”我制止她。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还向他撒谎。”她哀伤地说。 “你并不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会再回来？”她凄然问我。 我不晓得怎样回答她。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听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他死了的话，属于他的那颗星就会殒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说对不起吧，他会听到的。”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对他。”她含泪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我安顿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里。 “她怎么了？”文治问我。 我一股脑儿扑进他怀里。 “我们结婚好吗？”我问他。 他怔怔地望着我。 “你肯娶我吗？”我含泪问他。 他轻轻为我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我怎么舍得说不？” “我们明天就去买戒指。”我幸福地说。 第二天，我们到“蒂芬妮”珠宝店买结婚戒指。 我选了一对白金戒指。 “这个好吗？”我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问文治。 “你喜欢吧。”他说。 “你也试试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无名指上。 “有我们的尺码吗？”我问售货员。 “对不起，两位的尺码比较热门，暂时没有货。”她说。 “什么时候会有？”我问。 “如果现在订货，要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这么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运过来的吗？” “不错是空运，但戒指是有客人订货才开始铸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国铸造，所以要轮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个月？”我问。 “两位是不是已经定了婚期？” “还没有。”文治说。 “要不要到别处去？”我问文治，“三个月太久了。” “你喜欢这枚戒指吗？”他问我。 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来。我念书时就渴望将来要拥有一枚“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既然喜欢，就等三个月吧。”文治说。 “对呀，结婚戒指是戴一辈子的，反正两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货员说。 “你替我们订货吧。”文治说。 “谢谢你，徐先生。戒指来到，该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说。 那位售货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们。 “戒指来到，可以刻字。”她说。 我珍之重之把单据藏在钱包里。 三个月，太漫长了。我紧紧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三个月后，会一切如旧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别处买戒指？”我再三问他。 “你担心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快点嫁给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个月就不能等吗？”他笑我。 我们不也曾三番四次给时间播弄吗？却再一次将爱情交给时间。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我把未来三个月要到外地的活动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边。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和一个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卖到国内的生意。 “国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机器，马来西亚的瑞士制旧推土机，经过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达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钱却只是新机的三成。我们就把这些推土机卖给公路局，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建设，二来可以赚钱，利润很不错。”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的大计。 “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国贸易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这件事，他原来的伙伴因为不够钱而退出，但是马来西亚那边已谈好了，现在就要付钱。”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者，又曾经到国内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 “我们中学时很谈得来的，你以为我会被人骗倒吗？” “当然不会，但你毕竟很多年没见过他－－” “我和他一起去见公路局的人，还有假的吗？” “你为什么忽然会有做生意的念头？你从前不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生意。”他拍拍我的头说，“放心吧。” “要投资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轻松地说，我看得出他投资了很多，为了不想我担心，故意装着很轻松。 我总是觉得他过份乐观。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渐复原过来，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决定暂时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她，况且我们根本没打算大事庆祝。 那天，她心情比较好，我陪她到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午饭。 “你还有见傅传孝吗？”我问她。 “偶然也有见面，别误会，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我一直以为熊弼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在那个关头，仍然愿意最后一个离开。我怎么可能爱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个就在我身边。” “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结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了，他沧桑了很多。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说有原来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什么卖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想别人说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卖推土机的骗子，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个俗不可耐，充满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精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我哀哀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他的照片，还有那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情，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 人生便是从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个人时装展上，我用数千颗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装，穿在模特儿身上，成为该天的焦点。在璀璨灯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眼泪，这是一袭离别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新的时代降临，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们相识的那场雨，我穿著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外面。偌大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离别之歌。 “离别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我听到文治的声音说。 蓦然回首，他在电视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样沉实而敦厚，使人义无反顾地相信。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来换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离别了我，他也许活得更好。我们努力活得灿烂，期望对方会知道。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 “记者徐文治在北京的报导。”他殷殷地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彷佛听到他这样说。三月里的幸福饼，我们一起吃的第一块幸福饼，不是这样说的吗？ 电视画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广场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看着国旗升降，他曾送给我十二颗藏着国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别，然而，爱，是美在无法拥有。 走着的时候，脖子上的结婚戒指叮叮作响。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开广场，我一个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厅，等待那一盘幸福饼。 “随便抽一块，占卜你的运程。”女侍应微笑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只是，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签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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