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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晚清，报纸登陆中国，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棗报告文学才开始孕育。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但只是到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才明显具备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慢慢多了起来。 “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深刻的变革，报告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冰心、瞿秋白、梁启超、鲁迅、柔石、谢冰莹和文学研究会的诸作家都积极写作报告文学。除坚持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宣扬外，同情人民生活疾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罪恶、寻求中国出路、赞扬苏俄革命、表现北伐革命等思想内容更多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作者们多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为素材，作品的抒情性大为增强。到这时，作者们尚没有文体的自觉性，“报告文学”这一名词直到1930年才正式被引进。 1932年阿英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对“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0年代初报告文学创作的主题是宣传革命与抗日。在“左联”的推动下，反映工农苦难生活的作品日益增多。此外，作家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其它各行业中。题材得以广泛开拓的同时，报告文学在思想、技巧、文体等方面也日趋成熟。 3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丰收的成熟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批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在艺术性、思想性上都非常成熟的作品的集中问世。它们是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东北到庶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这一时期还诞生了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这部作品集除少数作家外，大多数作者是非文学工作者，但作品的质量却不低，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群众性特点。 从抗战爆发到建国前的12年里，连续不断的战争和生活的剧变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使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范长江的《芦沟桥畔》系列战地报告文学，丘东平的作品，大部分反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情况，如《第七连棗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等描写了正面战场；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再现了人民自发的抗日热潮；肃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国际援助的滇缅路的修造情况；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运用镜头语言，刻画了大汉奸的内心世界；《上海一日》是沦陷后的上海奉献的一部珍贵的报告文学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解放区的报告文学首先是革命历史的记录。反映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民族英雄，是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另一特点。这些作品虽风格不同，但都充满感情，描写真切，其中周而复、华山、刘白羽、黄钢等人的作品成就显著。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堪称表现先进人物作品中的优秀代表。华山的战争题材作品多大笔勾勒，却唱出一曲曲时代气息浓郁的战斗凯歌。刘白羽关于东北战场的报告文学，以强烈的新闻性和政治抒情色彩取胜。 解放后报告文学多以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为主要表现内容。抗美援朝曾是5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题材，涌现出许多影响巨大的作品，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繁荣局面。 其后，报告文学同其他文学品种一样，受到政治气候的干扰，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坎坷路，终于迎来了新时期的曙光。科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的英雄这三类人物的撰写，首先掀起了报告文学复兴的热潮。紧接着，风格各异的作家风起云涌，他们贴近生活，紧跟现实，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地拓展创作题材，开始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新纪元，有影响的作品层出不穷： 黄宗英的《小木屋》、《大雁情》、《桔》等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陈祖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不断追求，不断出新；理由以文采见长，其“小说式”作品强调了他对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视；以儿童文学起家的柯岩，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保持了她一贯的纯真的童心；李延国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诠释他“礼赞这英雄的国土”的创作理想，代表作《在这片国土上》刻画了引滦工程中的英雄群像；孟晓云顽强地不断发出“爱”的呼唤；刘亚洲的军事题材作品题材新颖，知识性、新闻性强，信息量大；为普通人树碑立传，而且比较成功的有李玲修、肖复兴，前者以体育界、艺术界人物的闪光点为创作冲动，后者侧重的则是通过普通人的遭际，揭示现实的隐忧；《二月逆流始末记》、《李宗仁归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开启了历史题材纪实作品的先河……作家、作品之多可谓星光灿烂。 中国的建设速度飞快地发展着，报告文学这一紧贴现实的文学形式，也以坚实的步伐，不断地迈向成熟。全景式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学术与新闻以及与文学相融合的报告文学，使中国的报告文学不断地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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