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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炮火纷飞的战场是拂去人内心纷扰的绝妙地方。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到过战场、又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亦深以为然。因为当人面对枪口和炮管的时候，世间万物包括自己内心的种种烦恼都变得淡薄了，只有生与死的问题凸现在人的面前，自然会排斥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然而，近读刘亚洲的短篇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文汇》月刊85年2期），我却不得不修正我曾经深以为然的看法。刘亚洲在这篇小说里，叙述了处在战火中的我军营长陈淮海和团参谋罗一明，以及罗一明在战地救护所的妻子，他们三者之间发生在军营而又带到战场上的一段感情纠纷。说白一点，是叙述了一个在前沿阵地上继续演化着的“婚外恋”或者叫做“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与一般的“婚外恋”故事相比，穿上了军装，并且掩护在炮火下了。处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陈淮海，在死亡随时降临、随时将以身报国的时刻，他的思绪并不能完全控制在眼前他所要指挥的战斗上，却不停地流动在罗一明与罗妻的身上，这个使他发生无限困扰的问题上，就是说，他深深地陷入了自身的困境里，面临一场比生死还要严重得多的精神危机中。从这样的描述当中，使我们看到，战场上有比生与死问题还要重大、还要复杂的问题。换句话说，粉身碎骨的厮杀并不能排除一个军人、即使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对万千往事的萦怀。所以，战争并不一定就能解脱人的精神危机。 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地欣赏刘亚洲的胆识和才情。说是再一次，是因为我曾经看过他写的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那斯》和长篇小说《两代风流》，前者描写的是国际战争题材，后者则是描写和平环境下我军高级将领的生活。很显然，这两个领域并不是他的生活领域，也没有亲身经历的可能，但他却写出了好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显示了他是一位长于描写战争和军人的能手。当然，他的国际战争题材的作品，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他的《两代风流》在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军事题材作品，即里面过多地描写主人公李辰的家庭生活冲淡了对两代军人的描写，与意欲表现两代军人之间差异的创作意图相游离，呈现了作品的缺陷。尽管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又的确流溢着他对战争文学与军人的独特理解和表现。与海波、朱苏进、乔良、唐栋、刘兆林、李延国这几位思想深沉敏锐、艺术素养较丰富、写作功力扎实的部队青年作家一样，他也在努力地探索和表现八十年代我国军人的内心世界和道德情操，并且与他们一起，为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反映部队生活在拓宽道路。 在《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里，刘亚洲仍然表现着他对战争文学与军人的理解。这篇小说是以“两山”（即老山、者阴山）战斗为背景的，作者除了表现军人们英勇顽强的孔武精神外，更把着眼点放在探讨军人的情感与军人的道德情操上。他笔下的陈淮海、罗一明及罗妻，这三个军人都不是纠纠武夫的形象，而是充满着复杂感情，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当代军人。他们不是光知道训练和打仗的机器，而是要求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陈淮海爱上了朋友的妻子，却畏惧传言，自疚亵渎了友谊；罗一明爱妻子，却临战脱逃；罗妻爱丈夫的朋友，却怀疑对方的光明磊落，他们都处于爱情、责任、友谊、道德的动荡之中。这也许就是刘亚洲对“两山”战斗与“两山”参战军人的理解，对生与爱情的渴望，对死与丧失友谊的畏惧，对责任与道德的忠诚，一句话，是失望与希望的矛盾重迭。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重迭中，作者显示了八十年代的军人形象。 刘亚洲在这篇表现军人的情感与军人的道德的小说里，他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的途径。如前所说，这是一篇穿上军装、掩护在炮火下的“婚外恋”小说，而“婚外恋”则是我们文学创作中一个相当敏感的地带。尽管“婚外恋”问题，是人类婚配从群婚分化为一夫多妻、一夫一妻时，就产生了，但在道学家的眼中，却始终是一种蝇营狗苟的勾当，没有人去考虑“婚外恋”何以产生，对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婚外恋”是人类脱离生物本能的群婚之后，产生的高级情感现象。婚外发生的两性关系往往是由于婚内的不适意而又没办法解除婚姻关系使然，无非是要求更舒畅、更适意、更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已。它破坏社会的稳定，但它推动社会的运动，标志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仅仅是我们意识到“婚外恋”的合理因素和它对社会发展的进步影响上而言的，在现实生活中，在反映现实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远没达到这样的一个认识水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传统的习见，足以将其窒息。刘亚洲却选择了这样一条途径表现当代军人，特别是表现战火中的军人，能不是十分艰难的吗？这是一个易遭物议的选择。但是他选择了，而且处理得很成功。 我不以为陈淮海是一个标准的八十年代的军人形象，但他是一个敢于把自己的男女恋情牵到战斗中去的第一个文学的军人形象（实际是作者牵引的），真正地变成战地浪漫曲。他不是那种认准目标就不择手段地去达到目的的人。他还囿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囿于世俗的习见，而极其拘谨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望。他还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名誉，因而使自己对待罗妻时，常常是被动的，被罗妻推动着卷进感情的漩涡。他喜欢那女人，又常常被对不起朋友的心情所折磨。他恨朋友的怕死行为，却又不能按战场惯例处分朋友。但他毕竟是一位有勇气的军人，可以饶恕朋友的一次背叛，却决不饶恕第二次，不顾身后的威胁而庄严地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这正是一个由七十年代进入八十年代的军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表现。作者的这种分寸感，掌握得极好，过多地写他勇敢追求罗妻或过强地描写他对传言的畏惧，都要削弱这个形象的内在矛盾性，不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茬军人的独特特征。 但我觉得，作者对罗一明形象的描写却是笨拙的。按作品最初所提示的线索看，罗一明是一个从外表到内心世界都相当贫乏的人，贫乏到足以使妻子不爱他。但作品最终却把他处理成胆小鬼，自伤、装死，人格上有着极大缺陷的人物形象。在人物的生理和人格上做文章，固然好做，却绕开了艺术要求的复杂化描写，使人物性格单一，没有性格光彩。这里，作者不去挖掘妻子不爱丈夫的实质性差异，而拿人物的人格上的缺陷搪塞读者，这不是聪明的作法。正是这种简单化的作法，损害了罗一明形象的刻画，相应地也损害了对陈淮海与罗妻的刻画。假设罗一明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值得女人去爱，而他也仍然喜爱自己的妻子那么妻子还要跟他离异，不正可以印证八十年代的军人生活的复杂性么？不正好完成从男子汉到军人的自我设计过程么？不更深刻、也更“搪塞”得巧妙一些吗？ 对比之下，小说中的罗妻写得较鲜活，也较有力度。她敢于挑逗自己所喜爱的男人，竟然嫌烤白薯不甜，还要蘸糖吃。这包涵着她对爱情的更高、也是更苟刻的要求。她也敢于向自己所喜爱的男人，赤裸裸地表白爱情，毫无藏头露尾的忸怩作态。这明显地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新女性形象，尽管她身穿军装。但穿军装也是一个人、一个女人，用更直接更率直的态度表露自己内心的活动，更符合这个年代的青年的特点。作者不止刻画了她的这面，同时也刻画了她懦弱的一面。她听了陈淮海的叙述，知道了丈夫的死因，尽管她是将信将疑的，但在陈淮海问她时，她虽然说信，但声音却一次比一次小下去。表面上看起来，她是怀疑陈淮海所说事实的准确性，而骨子里却是，她也畏惧传言，因此，只是表示了仍然爱陈淮海，却不肯再把爱情推上婚姻的船上了。作者对这个形象着墨并不多，但所选取的细节描写却都是相当有分量的，易于表现人物的性格。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及的是，小说对那个头部负伤的战士的描写，虽寥寥数笔，却也相当精练地刻画出一个“兵油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真正的兵油子。他看见罗一明想要自伤却不加阻止，反而装做昏迷，任其滑向错误的泥潭。这个兵够阴的。但他在面对死亡时，却毫不畏惧，最先跃出堑壕。用行动嘲笑向死亡屈膝的人。作者写上这一笔，是不是表达某些在前线作战的军人当中，也有某一种人觉得命运的不公平，希图让死亡也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呢？ 总之，刘亚洲所罗织的这一曲战地浪漫曲，委实是沉重的。他把前线的气氛、军人的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他所触及的问题不仅是敏感而且是相当尖锐的。这使我看到：战争文学的创作难度，较之一般的文学创作的难度大得多。但是，只要作者们将战争与军人、军人与社会、和平环境与战争环境，做为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整体进行观照，就能够不断翙出战争文学的新路。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5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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