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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里，播音员用饱含激情的声音，播送了“希望工程”的特写。 这边，基金会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有来了解情况的，有来打听地址的。一为听众在电话里说，听了广播我仿拂看到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们那瘦弱的身躯、愁苦的面容、渴求的目光，让人心潮难平，感慨良多。 冯雪兰—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北京丰台东铁营医院内科主治医生。她是在听到广播后匆匆赶到基金会的。 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后，给自己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拿出一百元为人民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她曾经给唐山地震灾区寄过药，给老山前线汇过钱，结济过因生活困难而无钱治病的农民… 冯雪兰含着泪将一百元交给了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她说：“真没想到贫困地区竟然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二十元的学杂费而失学。我去年有病，家庭经济不很宽裕，捐一百元太少了，只能帮助两名失学的孩子，实在不好意思…” 徐永光说：“冯医生，你不要小看自己捐的这一百元，它能使两名失学的孩子重新回到自己的校园；它有可能使这两名孩子改变一生的命运，也许这两名孩子都能成为对人类有贡献的工程师、科学家…”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来了二千元的捐款。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跟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华声特种电气厂是一个以残疾青工为主的福利工厂，当职工得知“希望工程”以后，纷纷要求捐款。 在悬挂着“赞希望工程，走希望之路”横幅的捐赠仪式上，职工们坐着轮椅，架着拐杖来了。二十六虽的残疾姑娘贺宁，因为要去医院做双腿矫形手术，特意委托厂长代捐二十元钱，而她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赡养年迈的奶奶。王立梅捐了四十元，在颁发捐赠书时，她说：“这份荣誉我得亲自领。”做在轮椅上，她硬是用了一分多钟依靠双拐自信的站起来，全场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厂长李佩璋说：“社会给了残疾人很多爱，我们应该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这一千一百多元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 也是一位残疾人，拄着双拐，差不多跑了半个北京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终于找到基金会。工作忙迎上前，搀扶他坐下。 “我们家六口，每人捐三元。”他从口袋里掏十八元钱。 他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一家人过得十分艰难，加上所在的铝厂生产不景气，一个月要停产半个月，日子更是难上加难。这十八元钱，是他春节期间替福利公司看大门铮的一笔辛苦费。他说得很朴实：“能让贫困地区的小弟弟、小妹妹重返校园，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我心里很高兴。我的身体残废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孩子成为‘文化残疾’人。” 他走了，坚决不留名字，只有双拐拄地发出的：“嗒、嗒”声，在震撼着人们的心… 实施“希望工程”的消息传到河南济源市电业局。 两张红纸白字的《告全局同志书》，很快出现在办公楼大厅的墙纸上。 局党总支副书记李毓田，率先扛慨解囊；共青团员陈枫，从百里以的王屋山变电站专程捐来了一分；辛庄、只诚、克井乡变电站的姑娘们，分别选派代表来捐款，表达爱心；收入不高的老临时工赵常旺说：“我这几个钱只能表表心意。”消息传到医院，正在住院的王爱琴，取出口袋中仅有的几块钱，委托给来看望她的同事… 他们企望着从自己心底流出爱的清泉，能浇灌出贫困地区的一片绿洲… 一枚枚闪光的镍币，一颗颗纯真的爱心。 工商银行荆门市支行宏图分理处的两位同志，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将航空航天部宏图飞机制造厂子弟小学少先队大队部这堆足有五公斤重的钱币清理出来，总数三百二十八元四角五分。 宏图子弟小学少先队员用实际行动学习英雄少年赖宁，将平时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三（２）班的罗环同学把自己数年积攒下来的二十三元二角三分硬币交给班主任李桃英老师时说：“请您帮我寄给那位失学的张胜利哥哥，我愿帮他付书本费，让他们和我们一样继续念书。” 五（１）班的李海燕同学，捐款那天正是她十一岁生日，爸爸妈妈准备为独生女儿过一个丰盛的生日。她却拦住了妈妈，眼睛里闪着泪花儿央求道：“妈妈刘顺菊小朋友太可怜了，我不吃蛋糕了，我们把钱寄给她，让她别再哭了，也去上学，好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当大学生们面对“希望工程”宣传材料上那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时，蓦然为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所震惊。 教育系大学生教育学会，以《为未来投资》为题，向全校同学大声疾呼：“治愚之本，在于教育。向教育投资，为未来投资。” 大学的生活是清贫的，但是，当他们想到那一双双充满渴望而又干涸的眼睛，当他们面对那一个个充斥愚昧而又行将在愚昧中枯竭的灵魂，他们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愚昧意味着什么，文盲又预示着什么。 为“希望工程”募捐张贴的海报墨汁尚未干透，校团委接待了第一位捐款者：体育系八九级学生黄俊。黄俊来自安徽贫困地区，他的求学过程，比别人更多的饱偿了苦楚的滋味。也正是仰仗于众多的好心人的资助，他才得以跨进大学的校门。他说：“这一百元是我获得奖学金后存在银行里的，一直舍不得花。现在请你们转交给失学的孩子，他们比我更需要！” 教育系一位不愿属名的同学，托人转交来一百元，这是他义务献血后的补助钱。他在附着的字条上写着：“这一点一滴，为了那些孩子，也为了我们自身的明天。只要见到那一双双眼睛，肩上的责任再重也无可推卸。” 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乔臻、丁建华、曹雷、童自荣，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任同祥，上海高校的一流校园歌手，得知华东师大为“希望工程”举办义演活动，纷纷赶来了，他们说：“我们理解你们的行动，为了这项崇高的事业，我们愿尽微薄之力！” 就在师生踊跃捐款的同时，华东师大实施“希望工程”小“把五”计划的轮廓形成了—设立“希望工程”专项基金，在就近贫困地区重点扶持一、二所小学，每年至少为五十名中小学生提供助学金。 如果全国近三百所高等师范学院都能像华东师大这样，那么，“八五”期间，将有约七万五千名中小学生可以上学或完成学业；如果全国几千所高等学院都能实施“希望工程”计划，那么，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命运，将得到极大的改变。 又是中央电视台《观察思考》节目。 这个节目，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张放老师和他的妻子中国人大外语系张曼玲老师每次必看。当晚的内容是介绍“希望工程”。当电视荧屏上出现一幅幅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的画面时，两位老师的心顿时变得各外沉重。他们连夜给介目主持人肖晓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意愿，第二天又汇出二百元，请肖晓琳代转给两位山区的穷孩子。 我去外语学院宿舍采访他们夫妇时，张放说：“看了电视，心情很不平静。我们都是当教师的，更有一种责任感。想想看，现在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本世纪末正好是国家的接班人。他们要是都成了文盲，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张曼玲接过话头：“前些年报道非洲受灾，我们都捐过钱。‘希望工程’是自己同胞的事，更应该积极参与。如果大家都来关心这个问题，都来出力，再大的困难也是可以战胜的。” 仲夏。图们市邮电局。 一位中尉军官把填写好的一份汇款单和钱款交给营业员时，收款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十个字映入年青女营业员的眼帘。她抬头看了这位军官一眼，遂又把目光转向汇款附言栏：“基金会负责同志：钱不多，但这是连队全体官兵的心意，愿所有的孩子都拥有美好的童年和幸福的明天。稍倾，女营业员感动得站了起来，面向军官深深鞠了一躬：“同志，先让我代表那些失学少年谢谢你们！”此情此景，物声的感染着周围的人们，他们无不对解放军官兵无私的义举表示敬佩。 这位前来汇款的军官是某守备团一连指导员文善波。 文善波最先看到“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他没有想到全国每年竟会有数目如此惊人的儿童失学。面对广告，心中一阵闷痛，继而又陷入沉思之中… 华夏子孙本一家。一人有难，大家相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党支部的名义号召全连党员捐款，资助那些正在贫困中煎熬的失学少年！”他的想法得到了全体党员的积极响应。消息传开后，团支部、革命军人委员会也发出了倡议：“尽其所能，捐额不限，每人献出一片爱心！” 文善波和连长张启锁作为倡导者，每人掏出三十元交到文书那里。紧接着，副连长王林、排长张耀辉也各捐了二十元。或许有人会说，他们都是那工资的干部，捐上几十元算不了什么？可谁知，文指导三岁的儿子自出生至今老是有病，每年为他要付出近一半工资的医药费，而且家属还没有工作。张连长、王副连长、张排长家在农村，家里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 不到一小时，全连在家的六十五名同志无一例外地捐了款，共计七百四十四元五角。其中有十一名战士将全月的津贴全部捐献。 郭有成是个老兵，捐了四十八元。他说：“这种时候，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袖手旁观，何况我是名军人。国家现在有困难，我们有责任主动分忧。” 他，梁刚华，刚入伍的新兵，家住贫困的鲁北黄泛区。平时生活特别节俭，连香皂都舍不得买。可在捐赠时，毫不犹豫地掏出二十一元。他说：“我家里穷，没钱交学费的滋味我感受最深。升初中时，家里实在那不出钱，眼看就要读不成书，是老师和同学伸出友爱之手，使我念完了中学。这情，永生永世铭刻在心。尽管我家里现在任很困难，可一个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别人帮了我，我也应该去帮别人！” 来自大别山区的战士武久松，虽然只捐了三元钱，精神却让人感动。三元钱似乎太少了，可谁知他家的寒酸程度？抛开吃、穿、住不说，三个弟、妹均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在家。他每月津贴费都要按时寄回，为年迈的父亲治病。就这三元钱，还是向战友借来的。钱虽少了些，毕竟代表他的一份心意。 一连官兵这此捐款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悄无声息，各级都不知晓。直到八月上旬，一份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捐赠书”寄到部队，事情才被批露出去。 “希望工程”传到海外，同样在牵动着海外学子们的心绪。 春节刚过，基金会收到了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转手的一封信和１２３０芬兰马克。这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留芬学生对祖国失学儿童的深切关注和对辛勤园丁的敬意。 带头捐款的虞和慈，是来自上海第三制药厂抗生素研究所的公派进修生。那天晚上，他同往常一样从繁忙的工作中到阅览室翻阅中文报纸，看完《中国青年报》上的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后心绪久久难以平静。他在给留学生联谊会的信中写道：“说来惭愧，在国外只注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直到今天才知道国内早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就开始了一项‘希望工程’，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本人生活并不宽裕，自己早就希望有一台录音机，家里的孩子也盼望能为他们买一台电子游戏机…我想这些都非急需，属锦上添花了。我决定先为‘希望工程’增添２００芬兰马克的微薄捐助，烦请联谊会协助尽早将款转给‘希望工程’。” 短短的几天内，在赫尔辛基工业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陆续送来了捐款。联谊会理事长宋铁城和妻子詹小卫捐款２００芬兰马克。自费留学生陆勇、羊晓宁、盛翰宇、屠亚红等同学，从自己打工得到的有限收入中挤出钱款，捐献给祖国的“希望工程”。同学们衷心祝愿那些可怜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早日重返校园。 …… 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嘉锡委托秘书送来了捐款。 九十二岁高龄的帅孟奇老人一生俭朴，把节约下来的钱一大笔一大笔捐给了灾区和教育事业。得知“希望工程”消息，她约见了基金会理事长刘延东，捐了二钱元； 北京邮电学院计算机系８９４１班三十二位同学，星期六下午为校消防队清理消防井，将所得一百元报酬，派班长送到基金会。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附属小学四年级一班学生石林幸因车祸丧生，生前她曾向父母提出要将自己过年的压岁钱捐献给失学的小弟弟、小妹妹。为了了却她的心愿，她的父母将钱送到学校，请学校转交“希望工程”。 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演员郁钧剑给基金会汇来了一百元，并附一封短信：“从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上见到你们的‘希望工程’，感慨万千。今寄上一百元，聊表心意。我愿意每年都资助几位像卿远香、江峰这样的孩子交书本杂费。‘施善无念’，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因此，此事只盼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北京“四通公司”捐款一百万元。 云南玉溪卷烟厂捐款六十万元。 在基金会财务室的捐款收据存根上，还有一些落款处只是这样写着： 一名有良心的中国人； 一郊区农民； 一个海军列兵； 一商店售获员； 一名退休老工人； 一位只读过两年书的保姆； 请不要问我是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 说得真好！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面对艰难，只有靠我们用自己的双肩担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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