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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流失的学生，每年他们要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走近万公里； 为资助贫困的学生，每年他们要从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八万余元，垫付学费、看病买药、购买学习用品以至于提供食宿，这些占他们全年收入的一半； 尽管他们每人每星期已承担三十节课的教学任务，还要挤出十来个小时，为山区的孩子们补课。 他们，默默地凭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不断地在改变着失学儿童的命运：全乡一九八八年失学五百人，返回四百七十九人，仅流失二十一人；一九八九年失学八百人，返回七百八十三人，仅流失十七人，一九九零年失学九百八十人，返回九百六十七人，仅流失十三人。 谁说数字都是枯燥的？ 这组数字记载着罗田县落梅河乡一百二十名青年教师不平凡的业绩，凝聚着他们的满腔热血。 罗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群山起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是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贫困县之一。而落梅河乡又是罗田县最贫困的乡，全乡五千八百个农户中仍有近一半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中痴呆傻户就有七百多户。近几年来，这里又连续遭受到冰雹、冰冻、干旱、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袭击。 落梅河水年年流、日日流，却总也流不尽两岸群众的贫困。 肖战明乡长告诉我们，全乡去年的人均收入才只有二百六十元，正常情况下，全乡每年缺粮七十万斤。 我们来到了松子关村，前些日子，这里有一户农民因为不识字，把农药当作蚕药用，养的蚕全都死了，一下子损失了三百多元，相当于一家人两年的收入。村长说：“没文化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现在村里制定了“四个五”的集资办学计划，即每 人每年出五块钱、五根横条、五块方石、五个义务工，兴建学校。 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那些长年要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的贫穷农民，当他们连肚子都顾不上时，哪还顾得上让子女读书！ 野菊坳小学六年级女生戴满菊，家住高山村戴家垸。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种几亩山地，养一头猪和几只鸡，家里再也没别的收入。满菊是个懂事的姑娘，从小学会了节俭。她的书包是姑姑做的，用了四年打了四个补丁，每逢下雨天，满菊便把书包藏到衣服里面，紧紧帖着身子，不让雨淋湿。看到父母亲那憔悴的面容，听到双亲不停的叹息声，她心酸得落泪。为了减轻一些父母的负担，也为了使弟弟和妹妹能够上学，懂事的满菊决定自己退学，回家做父母的小帮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选泽这条道路，她的心像针刺似的。她知道老师们都非常喜欢她，要是把这个决定告诉老师们，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走的那天，戴满菊是悄悄走的，只是在 校外，捂着脸痛哭了一场…… 他叫张存金，半年前，因为家境困难而失学。没有什么比上学更让他留恋，小金存不知梦里哭醒过多少回？每天早晨，他都要站在村口的山岗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两眼凝望着下山的那条小路，他知道，那条小路一直通到他曾经上过学的学校…… 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教师们的心在滴血； 面对流失生的呼唤，教师们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率先踏上陡峭的山路，走进偏僻的山坳，决心把那些流失的学生找回来！ 山路上，那个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正是赵建成老师。 正月开学，全班二十七名学生，来报到的还不够一半。赵建成心中有数，这一多半学生，如果不去做工作，便意味着流失。 正月十八清晨，寒风凛冽，雨雪交加。赵建成起了个大早，一头扎进了冰天雪地里。 他今天要去的是离学校最远的甘家冲。狭窄的山路象一条冻僵的长蛇，又硬又滑。好几次，赵建成摔倒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当他敲开学生汪杏春家的门时，汪杏春的父亲惊呆了：门外站着的这个人，外衣已经透湿，连眉毛上都结着冰珠。 “你找谁？”汪杏春的父亲问了句。 赵建成嘴唇哆嗦着说：“我……我是杏春的老师。” “哦，老师、老师！”汪杏春的父亲一把将赵建成拉进屋里。他一边拍打着赵建成身上的雪粒，一边抱怨道：“这种天你还上山来，连命都不要了？” 赵建成稍稍缓了过来，他说：“我没别的可说的，你就让伢子去上学吧……” 汪杏春的父亲喉咙哽住了，半晌，突然说：“去、去，让他去！我就是讨米也让伢子去上学！” 这时，汪杏春从里屋跑了出来，扑进赵建成的怀抱里。她说：“赵老师，我好想读书喔，这些日子，我扎了二十把扫帚，好卖了去交学费。” 从汪杏春家出来，赵建成又来到张言光的家。 张言光的父亲抱病在床，张言光正坐在床头为父亲喂药。 赵建成接过了药碗，一边喂着一边说：“大叔，我知道家里的难处。这样吧，你让伢子去学校，他的学费、书费我代垫了。” 张言光的父亲感激的点了点头，可过了片刻又犹豫了，他说：“伢子读五年级了，得住校，不瞒老师说，家里可是在也找不出一条棉被了。” 赵建成赶忙说：“棉被不必带了，夜里言光就同我挤一张床。” 张言光的父亲激动得光是落泪…… 这一天，赵建成一共跑了六位学生的家。中午，只喝了一碗稀饭，他着急，觉得什么都吃不下。 天擦黑时，他才下山。不小心把手电筒摔坏了，只得深一脚浅一脚摸着走。寒风中不时地传来一两声狼的嗥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过扬家河时，一脚踩空，跌进刺骨的冰水里。他的左脚扭伤，左手小指骨错位。 当夜，赵建成发起了高烧，伤口痛得他一夜未能合眼。 可谁料想，第二天早晨，他居然又站在学生江峰家的门口…… 靠着这种精神，赵建成一人就找回了二十三名学生…… 山路上，那个瘦弱单薄的身影不正是张春秀老师吗？ 张春秀已经到戴满菊家去过三趟了，她的父母一直没有松口，还说满菊自己也不想念书了。张春秀越想越纳闷：满菊在学校一贯刻苦、认真，成绩也好，怎么会突然不想读了？ 张春秀正想着，只见前头山道上一女孩子提着一篮子猪草，正吃力地走着。她连忙赶上前去，一看，是戴满菊。 戴满菊见了班主任，羞赧地低下了头。 “满菊，听说你不想读书了？” 戴满菊低头不语。 “你要有什么难处就告诉老师，老师帮你解决！” 戴满菊抬起泪眼，只说了声：“老师，我好想你，好想读书啊！”便“哇哇”地哭开了。 在戴满菊家，张春秀对她父母说：满菊的学杂费我代垫了，以后，家里的活儿忙不过来，我再发动全班同学来帮忙。 是石头也能被感化。戴满菊的父亲老泪横流：“张老师，你的心比菩萨还善啊！” …… 大山为证，落梅河的哪道山岗，哪条小路，没留下一百二十六位年轻教师的脚印？ 有人作过调查，对失学学生的走访，每名通常在三、四次左右，多的达到十七、八次。以平均走访一名学生往返十六华里计算，三年来，这群青年教师走访的行程，加起来相当于他们每个人从北京到武汉步行了一个来回。 找回一名学生，付出一番心血； 找回一名学生，献上一片真情。 这些苦命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教室，老师们的心依然悬着，他们知到，由于家庭的困境，有些学生说不准哪天又会重新流失。 刚刚返校一个多月的陈有舟又不见了，为了他，老师已经上他家跑了九趟了。到过陈有舟家的老师都清楚，他的家境实在是太穷了。一家人住着一间破瓦房，父母常年有病，没人干活儿，缺少吃穿。偏偏这样的家庭却出了个聪明的儿子，陈有舟一直是全乡数学第一名，还曾获得过全县三科赛总分第二的好成绩。 陈有舟的不幸，紧紧地牵动着老师们的心。当他又一次被找回来时，大伙儿凑了四十元给他作学杂费；曾选明校长拿出自己的两套衣服，送给他换洗；学校教工食堂无偿地给他发饭票。这些凝聚着老师们爱的钱和物，使陈有舟重新扬起了学习的风帆。 张金存同学重返学校后，班主任张碧云像慈母般地关怀他。天冷了，张碧云脱下自己身上的毛线衣让他穿上。张金存从家里带来的粮食不够吃，张碧云拿自己的粮食为他交到火房里。那天，上课时，张碧云发现他不停地咳嗽，便带他去找医生，经诊断，张金存患了肺炎。她不仅掏钱为他买了药，还逼着他跟自己一块吃饭。张金存激动地说：“我有两个娘，一个是生我的，另一个是张老师。” 十来元学杂费，在城里算不了什么；可对于贫困山区的学生家长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落梅河，如果实行先交齐钱再上学的话，全乡恐怕有一半的学生不能按期入学。进三年来，学生应交学费二十七万元，实交六万元，下欠二十一万元。 这二十一万元学费，教师们主动转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工资一股脑地全垫上。他们首先想的是让学生来上学，把书买回来，至于欠款什么时候还，还多少，怎么还，容不得更多地考虑。 我的采访本上记着几位老师的名字： 兰结年：二十五岁，带课老师，每月工资四十五元，三年中共为学生垫款四百八十七元。除了每月十多元的生活费，有半年多时间没领过工资。 张碧云：二十五岁，公办老师，每月工资六十元，三年中，代垫款四百六十三元。 金文：二十岁，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六十四元，两年中，为学生垫书费四百六十三元。家里盖房父母给他们兄弟三人分配任务，老大开车出三千元；老二教书出三百元；老三当木匠出一千元。老大、老二都交了钱，唯独他拿不出钱。 学生家长们见老师们自己过得极清贫，还得替自己的孩子代交学费，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常常是黄豆收了送一、二十斤黄豆，白菜下来了送些白菜，或是送几把扫帚、一筐木炭，以物抵钱，算是还老师的账。 张碧云告诉我们，有一天，一位学生给她送来了一捆“火纸”（一种迷信品，烧了供“阴间”的魂灵）。她觉得好奇怪，一问，那位学生说：“老师，我爷爷前些日子过世了，这些‘火纸’是亲戚送来要烧给爷爷用的。奶奶说家里还欠着你的学费，让我把‘火纸’给你送来，就算抵了学费。”张碧云听后摇摇头苦涩地一笑，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原野菊坳小学校长朱冬明，是为学生垫付资金最多的一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他参加工作八年，总收入八千零六十四元，为学生却花去了五千八百八十六元，占73%。 难到他生活得很富裕吗？在他简陋的宿舍里，见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找不到一件超过四十元的衣服，没有一双值二十元的皮鞋。他对学生说：“我宁愿过得再苦些，也不愿看到你们失学。” 三十岁了，还没成家。原先，他有个女朋友在麻城工作。那回女朋友来信告诉他，说是托了关系，准备将他调到麻城。谁想朱冬明却谢绝了，他说：“我实在是离不开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他们在相爱了五年之后只好又痛苦地分了手。 朱冬明现在是罗田县“希望小学”的校长。他正带领全校十四位青年教师，为改变山区落后的教育面貌在勤奋地工作着。 朱冬明给我们谈了这样两件事： 前年都快放寒假了，教师们一月份的工资还发不出，眼看着就要过春节，借又借不到。朱冬明急了，发牢骚说：“反正也领不到工资，下学期过了正月十五再开学。”可初六他到学校一看，一半多教师已经不约而同地来了。 去年署假，六位教师主动提出为程度较差的同学补课，他们在酷署里忙了一个多月，连一分钱的补助都没有。 “如果你选择了教师着个职业，这一辈子，就别再打算享福了。” 朱冬明最后讲的这句话，让我琢磨、回味了好一阵子。 我合上了采访本，但采访本中记录着的那些人物，却又一个个在脑海中浮现：张有才，平顺县山区一位年进花甲的老教师。相距六公里的三所村小就他一位教师，每天上午在一个村庄给孩子们上完课，中午又到另一个村庄给那里的学生上下午的课，然后再到第三个村庄上晚上的课。他不得不在三个村庄都备了锅炉，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夏天，头顶烈日；冬天，顶风冒雪。三十多年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乡亲们说：连结这个村庄子间的这条路，走得最多的是张老师…… 代国孝，苍溪县白鹤乡一位民办教师。二十几年了，一直住在一间又黑又破，四面透风的土房子里。窗户上蒙着装化肥的塑料薄膜，散发出一股股臭味。寒冬里，那床铁一样坚硬的薄被，常使他冻得半夜醒来。而到了夏天，却连一床蚊账都置不起，为了防蚊咬，睡觉时连衣服都不敢脱…… 刘晓岚，涞源县银坊乡教师。一心扑在教学上，家里的责任田连着两年没打下粮食。每月四十九元的工资，既要养活妻子儿女，又要赡养八十岁的爷爷。拉着几千元的债，却还一门心思在封闭的乡村学校试验反馈式的教学法。为了填饱肚子，也为了节约时间，他每天熬一锅棒子面粥，早上喝新粥，中午添上水喝旧粥，晚上再续上水喝剩粥。有人问：“你这么玩儿命为了什么？”他回答说：“当老师的就应让学生多学到一些知识，正因为我们山区穷，更需要他们多掌握一些本领。” 王维安，皖南山区贵池市棠溪乡花庙村七井村民小组小学教师。在这座海拔八百米的偏僻的高山上，他已渡过了二十七个春秋。山上至今不通车，不通电，一些农户想方设法迁移下山。山上常住人口已只剩下十三户共五十九人。七井村小学学生也从最高峰时的十六人，降至如今的三人。在这所“袖珍”小学里，王维安仍在一丝不苟地教着，他说：“哪怕只剩下一名学生，我也要坚持下去，尽一份教师的责任，把书教好。” 卢胜兴，平果县海城乡瑶族教师。每天他得翻一架山，到下车屯小学上课。屯里穷，学生的学杂费根本收不起来。粉笔得自己买，连晚上批改作业的油灯也要自己买。他说自己教了二十四年书只病了三次，最长的三天。不是不得病，是实在不敢病。病了，学生该怎么办？他自己家里穷得叮当响，却把大部分工资接济了上不起学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想了片刻，说：“说谓师生师生，有了学生才有我们这些老师。学生要是都流失了，还要我们这些老师做什么？” …… 到了那一天— 当所有的贫困山区都脱贫致富的时候； 当阳光下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获得上学的权利的时候； 当文明的春风吹遍大山的每一条皱褶的时候； 让我们共同呼吁： 应该用黄金，为那些默默地工作在贫困地区的教师们塑一座碑，一座丰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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