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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切诺基抬着头，坚难地爬行在几乎成四十五角度的陡坡上，好几次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 我不无担忧地问旁边的司机：“能行吗？能上得去吗？” 小伙子却显得极自信：“放心，我是百色地区正规驾校毕业的。” 十里山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切诺基驶进了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却又好奇地围过来，村民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着。 我的脑际闪过的第一缕思绪是：原来广西并非到处都是桂林山水，原来广西居然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长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八十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不过，我们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象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都不买，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这些副科都不上了？” “只能这样。”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有两三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家学家原来住的是土改时分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俩（农家学父亲农上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家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帮他们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空荡荡的屋里四处透风，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样点的家具。 农上团才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黝黑的皱纹，佝偻着背。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他掰着手指算给我听：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卖了三只鸡得了十九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农上团摇了摇头。 “六百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农上团说：“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四百元贷款。”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全家人喝一天。说着，他走到锅台前，揭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着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冒了一句：“光喝粥多不经饱，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北方人那样做成窝窝头吃？” 农上团忙说：“那东西没吃过，恐怕会吃不惯。” 王校长接过话头：“我看不是吃不惯，而是不经吃。一斤玉米面熬粥能熬大半锅，做窝窝头却做不了几个。” 我说：“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想法到外头找点活干？” “我？”农上团指了指自己，“到外头去？” “对，做点小生意，或者给人家打工。”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再说，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房子叫谁看？” 我心想，这么个穷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脚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几张破竹席围着。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张孩子得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五百斤返销粮，还缺一大截。这才刚刚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级，老二念四年级，老三九岁了，还在家呆着。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目光悄悄望着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老三，”梁盛炳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返回的路上，我问王校长：“你们一百二十九名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得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是小学五年制）。” 我又问：“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有几个没来？” 王校长说：“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那五个就不来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屯子不大，王校长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爱美，五个女孩儿站在我们面前，显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是王爱美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早春二月，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可她们没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问她们平时在家都干些什么，梁红亮回答放牛，王笑荣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莲回答打猪菜，农英明回答砍柴，王爱美回答一边放牛一边砍柴。 我说：“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王爱美想了想，低声说：“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没有饭吃，怎么读书。’要是读书不用钱就好了。”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 走前，我还到王笑荣的家里看了看，她父亲王安壮对我说，他的四个孩子都上学，加起来七、八十元的学费实在负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让笑荣停学。 切诺基启动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目光望着我们，算是送行。 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拐弯时，蓦地，我看见五个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们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来。 还没待车轮停稳，我便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女孩儿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着泪花，用一种饥渴而又充满企盼的目光望着我，她们的嘴角嗫嚅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过几年一定会慢慢富起来的”，却又止住了。要是她们说“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失去读书的机会了”，我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的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债。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车上。 切诺基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向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头，依然向我们招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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