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回目录 |
作者：黄传会 第一章 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 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古老而现代的北京。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站在黄土高原的中川机场上，挤拥着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峁和满目的苍凉。 明媚和煦的三月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一切都显得不怎么和谐。 从首都机场开往城里的豪华型大巴的扬声器里，传来了《黄土高坡》，歌者唱得慷慨激昂。我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必定没在黄土高坡住过，否则，她决不可能唱得这般潇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大巴在东单路口停住，一队穿着天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从车头鱼贯而过。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必为每学期几十元学杂费而发愁，不必为买一只文具盒或几本课外书或一件什么玩具而忧心。在中国，他们称得上为幸运儿。 刚进家门，便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责怪我为什么不能早几天回来，否则，可以赶上她宝贝儿子的生日。她说，过生日那天，孩子爷爷送的那只蛋糕，是专门在一家四星级饭店订的；姥姥送的玩具枪是托人从香港买来的……面对琳琅满目的礼品，儿子对她说：“妈妈，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挑哪件好？” 那几天，我老爱痴痴地望着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发现了，便问我：“爸爸，你怎么老盯着我？” 痴痴地望着女儿，心头老在琢磨着那个古老的命题－－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炕上的是陕北娃儿。对于命运的注释，还有比这更通俗、更准确的吗？ 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 切诺基驶进了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却又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边指指点点着。 我的脑际闪过的第一缕思绪是：原来广西并非到处都是桂林山水，原来广西居然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不过，我们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都不买。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那这些副课都不上了？” “只能这样。”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同时有两三个孩子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加学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俩（农加学父亲农上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加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帮他们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或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空荡荡的屋里四面透风，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样点的家具。农上团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黝黑的皱纹，佝偻着背。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他掰着手指头算给我听：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卖了三只鸡得了十九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农上团摇了摇头。 “六百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农上团说：“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四百元贷款。”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全家人喝一天。说着，他走到锅台前，掀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着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说：“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以到外头找点活干嘛。”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再说，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房子叫谁看？”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脚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几张破竹席围着。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的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位孩子得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五百斤返销粮，这才刚刚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老二念四年，老三九岁了，还在家失学。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的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目光悄悄望着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老三，”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回来的路上，我问王校长：“你这一百二十九个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得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的小学是五年制）。” 我又问：“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几个没来？” 王校长说：“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那五个就不来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我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屯子不大，王校长不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儿站在我面前，显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王美爱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早春二月，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可她们没有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问她们平时在家都干什么，梁红亮回答放牛，王笑荣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莲回答打猪菜，王英明回答砍柴，王美爱回答一边放牛一边砍柴。 我说：“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王美爱想了想，低声说：“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没有饭吃，怎么读书。’要是读书不要钱就好了。”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 走前，我还到王笑荣的家看了看，她的父亲王安壮对我说，他的四个孩子都该上学，加起来七八十元的学费实在负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让笑荣停学。 切诺基起动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目光望着我们，算是送行。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拐弯时，蓦然，我看见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们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来。 还没待车轮停稳，我便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 女孩儿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着泪花，用一种渴望而又充满着企盼的目光凝望着我，她们的嘴角嗫嚅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过几年一定会慢慢富起来的”，却又止住了。要是她们说：“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没有读书的机会了”，我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车上。 切诺基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头，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雨中访瑶寨 到新民村瑶寨采访，得先坐车到海城乡，然后还得走十五里山路。 车上，陪同的团县委书记小梁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六十年代，一位大学生分配到平果县，县里征求她意见：是留城关还是到海城？她琢磨了片刻，心想，海城顾名思义一定是建在海边的一座小城，于是选择了海城。待她到海城一看，却原来是穷乡僻壤，后悔不已。 春雨潇潇，从县城到海城乡七十公里，汽车走了快三个小时。 出乡政府行不多远，便开始爬山。山道崎岖，且又下雨，极不好走。 乡教委办覃主任向我介绍全乡的教育情况。这个贫困县里的纯少数民族乡（全部为壮、瑶族），学生的入学率仅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五。全乡八十三所小学，一个教学点一名教师的就占了六十三所。其中离乡里最远的百潭村那定教学点，一名代课教师教了二十一名学生，到乡里开次会，来回要走一百里公路。 走了两个多小时，出了一身汗，近中午，我们来到了这个寂静的瑶寨。 一排低矮的平房（三间教室），便是村小学。学校前的几株桃花不畏寒冷，开得正艳。没想到的是，教室的窗户居然还贴出两幅鲜红的标语：“欢迎中国作家来我校采访”、“欢迎县团委、教委领导来我校指导工作”。 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本想先找村长谈谈，覃主任说：“村长没有文化，村里的情况还不如黄校长知道的多。” 黄校长介绍，新民村共有十个自然屯，人口一千一百三十八人。去年人均有粮不到九十公斤，收入不足八十元。这几年地没增多，人口却添了不少，所以，人均粮食反而少了。这里的山地，除了种种玉米，什么都不长。村民们想喂猪，可是人都吃不饱，猪吃什么？喂羊，山上光有石头不长草。 贫穷使许多家庭交不起每学期五元的学杂费（这里的学费比其他学校少），全村一百五十二名适龄儿童，只有九十九名能上学，入学率仅占百分之六十五。 来前，我在一份简报上看到，村里有三个孤儿卢秀金、卢兴海、卢兴兵，两年前父母相继去世，留下姐弟三人相依为命。今年才十五岁的姐姐卢秀金，不得不用瘦弱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既当爹又当娘，没日没夜地干活。大弟弟卢兴海该上学了，学杂费该怎么办？思来想去，她只好拆掉围房子用的木条当山柴卖了；待到小弟弟卢兴兵也要上学时，她再也想不出办法，因为那些木条子已经差不多卖光了…… 站在卢秀金家那间歪歪斜斜的茅草房前，真叫人担忧来一阵稍大一点儿的风，就会将它掀倒。 屋里光线昏暗，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儿，赤着脚，穿一件脏兮兮的单衣，坐在灶前，正冻得发抖。 黄校长用土话问了小男孩儿几句后，告诉我，他就是卢兴兵，他的姐姐和哥哥帮别人家干活去了。 “他们还帮别人忙？”我有些纳闷。黄校长说：“可能是过去人家帮了他们忙；也有可能他们借了别人粮食，用帮工交换。” 里屋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木床上铺着半领破草席，草席上堆着几块黑乎乎的破棉絮，真想象不出姐弟仨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夜的？ 我的眼睛一阵酸涩。 我蹲下身子，拉过卢兴兵的手，问他：“兴兵，你想上学吗？” 卢兴兵木然地望着我。 “读书，想读书吗？”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很快朝我点了点头，显然，这句话他听懂了。 我留下点钱，请黄校长代卢兴兵把学费交了，剩下的再帮他买点学习用品。 我唯一能尽到的只有这么点力量。 寨子里像这样的孤儿还有三个，半孤儿（父母一方在）六个。 我们走进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无一不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阴雨翻飞，雨丝淋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 第二章 烛光里的忧思 当贫穷像潮水般涌来时，是谁，挺起自己的胸脯，为孩子们组成了一道防波堤？ 当流失的儿童即将汇入文盲大军时，又是谁，最先伸出温暖的手臂，把孩子们拉进自己的怀抱？ 是他们－－生活、工作在贫困地区的教师们。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贫困地区教师所付出的，却远远不止这些。论物质享受，他们清贫到不能再清贫的地步；论奉献精神，个个到了一种无私无我的境地。 都阳山镌刻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韦造祥急急火火从乡里回来，一进屋，先是捧起缸子“咕咕嘟嘟”灌了一肚子水，然后，朝妻子没头没脑甩了一句：“我辞职了！” 正在煮猪食的妻子抬头问了一句：“什么辞了？” “我把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辞了。” “你想做什么？” “办学校、当教师。” 妻子有些急了，“这可当真？” 韦造祥说：“乡里和县里都批准了。” 妻子嘀咕道：“怎么也不商量商量？” 韦造祥激动地说：“还商量什么？孩子们实在是再耽误不得了！” 一提到孩子们，妻子也不吭声了。 二十八户壮族和瑶族人家，散居在都阳山深处的十二个弄场里，组成了这个“世外桃源”，组成了这片“文盲区”。 一九八四年秋，在村民的迫切要求和上级教育部门的支持下，这里开设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民办教学点。可是好景不长，孩子们才念了一年书，那位老师却因为受不了大山的苦，走了。学校被迫停办。 家长找到了韦造祥，几乎是在苦苦哀求：“书记啊，可怜可怜孩子们吧，代我们下山去请个老师来！” 乡政府跑了，乡教育组跑了，他们都挺为难地说：“外地人不愿进弄场，你们本地又无人顶上，难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学期过去了，教师却依然没有着落。 望着乡亲们一双双热切的目光，望着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目光，韦造祥比谁都着急。 山区穷，除了自然条件外，韦造祥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山里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如果这一代孩子再耽误了，作为村的党支部书记，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没有其它办法可想了，唯一的只有自己顶上去。于是，韦造祥选择了辞职这条路。 听到这个消息，不少人为他惋惜：当村支书，即能分到责任地，领到村干补贴，享受公费医疗，将来还有可能转为国家干部。无论从哪点讲，都要比当民办教师强。 韦造祥决心已下，毫不动摇。 说是叫弄甫屯小学，其实只有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茅棚教室。原来有十二名学生，现在一些家长听说韦造祥要办学又送来了几名。要想进行正常的教学，非建新校舍不可。 可要建校，钱从哪里来？向上级伸手，国家也不富裕；要群众集资，这里许多村民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哪还拿得出钱？他同妻子商量，妻子非常通情达理，最后商定：钱自家拿，物自家献，力自家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校舍建起来。 韦造祥把自己最好的一块自留地让出来，作为教室地基。他掏出多年来舍不得花的退伍费买了四千多斤石灰，两根横台，十多根横条；又利用节假日，早晚时间开了七十多方石头。最后，把家里养的两头猪全都杀了，所得的钱一部分用于买瓦片，一部分用于请人工砌墙。整整忙了一年，一九八六年五月，一座七十多平方米的教室石墙砌好了。上梁那天，附近的村民像过节日似的全都赶来了。 村民们被感动了，帮助开辟了一块小运动场。后来，又建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石瓦房作阅览室。 为了建校，韦造祥瘦了一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但是，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明亮的教室，坐在自己亲手为他们制作的课桌椅上，他和妻子欣慰地笑了。 弄甫山高岭峻，有人把弄甫小学形容为“挂在天边的小学”。 一场暴雨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上课时，韦造祥发现有五位离校较远的同学没来上课。这些孩子不知离开家了没有？他们要是被阻在半路上怎么办？他越想越不放心，同妻子匆匆交待了几句，抓过一只斗笠，转身便消失在雨幕之中。 山里的村民点远的相隔一二十里，韦造祥把五位孩子的家全跑了一遍，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待他返回学校时，天都麻麻黑了。 夜里，韦造祥对妻子说：“山里老要刮风下雨，孩子们老来不了，日子长了要影响学习的，得想个法子。” 妻子也说：“是得想个法子。要不，以后刮风下雨，我们去接孩子，怎样？” “路近的可以，路远的哪接得过来？” 妻子眼睛一亮：“要不，就在我们家准备几张床，让那些路远的孩子住家里。” 韦造祥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块了！” 说干就干，两口子又绞尽脑汁筹备木材，做了十一张床铺。 一个星期后，十一个家离学校远的学生高高兴兴住进了韦老师家。吃当然也在学校吃，韦造祥只让学生从家里带些玉米面，其它的他全包了。 也够难为韦造祥的妻子，她不得不兼任炊事员，有时遇特殊情况，连路近的孩子都在学校吃午饭。 那天中午，县教委主任上山检查工作，他见四十名学生全在韦造祥家吃饭，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拉着韦造祥两口子的手，说：“你们的心真比金子还金贵呵！” 里龙村有个孩子叫覃日努，父亲病故后，母亲又改嫁走了，他成了孤儿。常常是走东村逛西村，饥一顿饱一顿。 韦造祥听说了覃日努的不幸遭遇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让人把覃日努找来，问他：“你想上学吗？”“上学？”覃日努回答，“饭都没得吃，还说什么上学。”韦造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从现在起，你就是这里的学生了。” 韦造祥收养了覃日努，并为他起了个新的名字覃志坚。 弄甫小学现有十二个孤儿、半孤儿，对于他们，韦造祥均给予特殊的照顾。他说：“他们都是山区的孩子，山区要想摆脱贫困，以后主要靠他们。” 当过兵的韦造祥是位能人，他能加工粮食和饲料，还会看病，本来，他完全可以让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殷殷实实。现在顾不上这些了。他每月代课金三十六元，基本上用于学生身上。这几年农业副业收入的一千二百多元也全用在办学上。对那些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入学的儿童，他实行免费入学。使这里的入学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十上升到百分之百。韦造祥是个初中毕业生，为了提高教学业务水平，保证教学质量，他坚持在职自学，参加自治区中师自学考试并已获得了《语文基础》、《教育学》、《心理学》等单科合格证书。 韦造祥一人教三个班，实行三级复式。学生念完三年级后，要走四五个钟头的山路到中心小学去读四、五年级。家长放不下心，学生也不愿去，往往中途辍学。一九八八年秋季，他增设了四年级。四十五名学生，四级复式，备课、批改作业，工作量多大。韦造祥长期超负荷工作，没睡过一次午觉，没过过一个星期天。有时，他下山开会，他的妻子便放下农活儿，到教室里坐班当“编外”教师。 每周一的早晨，弄甫小学都要举行一次升旗仪式。那面国旗还是韦造祥的妻子亲手缝制的。 迎着初升的朝阳，韦造祥和他的四十五名学生注视着徐徐上升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的庄严。 这时从学校旁经过，上山干活儿的村民们全都停下脚步，一个个也变得庄严起来。 是啊，这所学校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这些孩子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师 魂 一堆黄土，埋着一位年轻教师的魂灵。 虽还不到清明，乡亲们却已纷纷带着纸钱和供果，来到坟前，用最原始却又最真诚的方式，寄托着他们对他－－原莲花乡中心小学校长蔡海山的缅怀之情。 大别山的许多孩子上学要“披星戴月”，早晨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回到家已是繁星满天。况且，深山里还不时有野狼出没。为了让家长们放心，蔡海山任教九年，坚持每天往返三四十里的山路，翻越十六座山岭，风雨无阻接送孩子。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午，暴雨连天。蔡海山把三个孩子送到了指定地点，他已经往回走了，可想想他们还小，让人放心不下，又赶回来，准备把他们送到家。谁料在经过一条山沟时，为保护学生，他自己反被暴发的山洪吞噬了。 牺牲时，蔡海山还不到二十八岁。 站在蔡海山的坟头，我们都默默无语，我们都在思索着…… 有人说：在中国，最能忍受的是教师；最有良心的也是教师！ 请看看这是怎样的一种良心？ 康乐县胭脂乡庄头小学校长马希民，教了大半辈子书，教出的学生起码有千把人。但是谁敢相信，他自己的五个孩子，有四个却都先后失学了。 在庄头小学见到马希民时，他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激动得嘴唇都有些颤抖，握着我的手，说：“我没做什么，我不就是教教书嘛，还要劳你这么远来看我。” 他仅仅是在教书吗？ 一九八三年秋季开学时，马希民从西坡村小学调到那那亥村小学。 那那亥村是个近千人口的大村，可小学却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总共八名学生。三间土房算是教室，没门没窗，连课桌椅都没有。 马希民到村里转了一圈，比他想象的还要贫困，心不由得凉了半截。 这一夜，马希民在土屋子里整整坐了一夜。是去是留？苦苦斗争。他知道，如果自己甩手一走，势必连这八名学生也读不成书了。一咬牙，终于留了下来。 首先要把这八名学生给稳住。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精心组织每一节课，认真辅导每一个孩子，期末，那那亥村小学的成绩列全乡第一名，全县第四名。 然而，一想到村里还有那么多孩子没来上学，马希民的眉心又蹙紧了。 那天，他对学生们说：明天，你们把村上想上学的小伙伴统统喊来。 第二天，一大帮衣衫褴褛的孩子果然涌进了学校里。 马希民问他们：“孩子们，你们想上学吗？” “想－－”孩子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马希民又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到学校来？” “爸爸说：家里没钱。” “我爸说等以后有钱了再上学。” “我妈说要我在家带弟弟。” 听着孩子们的回答，马希民落泪了，他说：“孩子们，老师一定想办法让你们都来上学。” 走进村民马来太的家，一家五口人正围在锅台边喝棒子面粥，那粥稀得能照出人影子来。 家里连条板凳都没有，马来太尴尬地说：“马老师，炕上坐，炕上坐！” 马希民把马来太十岁的大儿子和八岁的二儿子拉到身旁，说：“孩子都该上学了。你已经不识字，难道还想叫孩子们也不识字？” 马来太苦着脸，“怎不想让孩子念书？可钱呢？每日三顿饭都已经叫我发愁。” 马来太的妻子在一旁直抹眼泪。 马希民叹了口气，说：“这样吧，你把两个孩子送来，学费、书本费我来承担。” 马来太抓过了马希民的手，“马老师，叫你来负担，这哪行？” “别说客气话了，孩子们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 出门时马希民又回头叮嘱了几句：“明天，一定把孩子送来！” 他又来到马东山的家，这是他第三次来马东山家。 马东山的女儿马贵兰九岁了，还不能上学，爸爸妈妈要她留在家里照看六岁的弟弟。马贵兰“馋”读书，隔几天就要到教室外偷偷“听”堂课。 一见马希民又来，马东山主动开了腔：“马老师，真够难为你的。实在是家里腾不出人手来，我和她妈一下地，那小的没人看。” 马希民说：“这回我想好了，明天，你让贵兰带着她弟弟到学校来，她一边上学一边照看弟弟。” “这能行？”马东山有些不相信。 “只能这样了，要不，就把孩子耽误了。” 第二天，马贵兰带着她弟弟来到学校。 就这样，马希民以他的菩萨心肠感动了一户又一户村民，找回了一个又一个失学的孩子。 那那亥村小学的学生从八名，发展到二十名、四十名、六十名，最多时达到九十名。年级也从一、二两个年级扩展到五个年级。 可是就在这十年间，马希民自己的四个孩子却先后失了学。 马希民一心扑在学校里，家中的一切全靠他妻子一个人支撑着。大儿子读到四年级，由于家中缺少劳力，被他妈拉了回去。二儿子读到三年级，他妈说家里的地种不过来，也被叫了回去。 三儿子好不容易上到初一，却赶上大哥、二哥分家，家里的地等着他回去种。那天，三儿子从学校跑到庄头，刚对马希民说了声“爸爸，我想上学”，就“哇”地哭开了。 “你不想想，你大哥、二哥分家了，你再上学，家里的地谁种？” “我种、我种……我早晨上学前种、晚上放学后种，星期天种……”三儿子说。 马希民不停地叹息着。 “爸爸，我求求你好不好……”三儿子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马希民把儿子搂进了怀里，心如刀绞。他何尝不想让孩子继续读下去，可一想到妻子体弱多病，自己又常年顾不了家，实在想不出其它办法。 三儿子终究没能逃脱失学的命运。 至今，一谈起这事，马希民依然是万般内疚，他说：“我这个人大半辈子没做什么坏事，我最对不起的是那几个孩子。当爸爸的是名教师，可自己的孩子却没读成书。现在，每次回家，我都不敢正眼看他们，我觉得欠着他们呢……唉，不说了，不说了……” 马希民把脸侧到了一旁，眼里闪烁着泪花。 第三章 “希望工程”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一九八九年三月就教育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我国有二点二亿文盲；在全部二点二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五年。 而且，我国中小学生流失量近年仍呈上升趋势。据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发表的统计数字，一九八八年全国普通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流失数达七百五十七点七万人，比一九八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五，比一九八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八年，全国中小学流失生达三千七百多万名。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每年四百多万名流失生中，有约一百多万名学生是由于家庭贫困而辍学的。这些不该成为文盲的孩子，涌进了本来就已触目惊心的文盲大军。 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国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我国的在校生，比美、英、法、日和前苏联等国在校生的总数还要多。由于绝对值大，尽管政府已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但按人均计算就捉襟见肘了。以一九八八年为例，国家教育财政拔款三百二十一亿人民币，加上其它渠道筹资一百零二亿，共计四百二十三亿，人均不足四十元。到一九九零年，人均教育经费仍只有五十二元，约合十美元，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经费已以千美元计。 全国的平均水平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全国目前由国家和各省、自治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有三百七十九个，其中，国家重点扶持三百二十八个），基础教育条件之差，则更加令人目不忍睹。 这是块久旱的土地，多少缺水的幼苗，正期待着雨露的滋润！ 一九八九年三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联合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事业的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促进中国青少年工作、社会教育、科技、文化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祖国统一，促进国际青少年间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三月的北京，春天已经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赶来了。 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工作人员，也是怀着一种急迫的心情，在描绘着基金会这一刚刚出苞的新事物的蓝图。 为青少年服务，该作的工作太多了，应该先捡哪一件办？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同一个目标上：教育。 一阵热烈的议论过后，又陷入一阵冷静的思索。 徐永光站在窗前，久久地凝思着。忽然，他觉得一座座若隐若现的山峦在眼前晃动着。像是大瑶山，不错，是大瑶山…… 两年前，也是春寒料峭的三月。 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徐永光带领考察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 每座大山都在向他们倾诉。 那一天，他们走进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站在村中心小学那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前（有两间的墙壁都塌掉一半），给人的感觉是这里好象刚刚被敌机轰炸过。寒风中，有些孩子就站在稻草团里听课。 这个四千多人的村子，解放后还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有一年县里统考，全校二百五十名学生中，语文、算术两门全科及格率为零，单科及格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八。 学校现存的教具只有两件：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架珠子已掉了一多半的算盘。 前年，郗杰英曾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赴吉林省讲师团副团长在吉林工作了一年。在贫困的山区里调查，他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和群众对于教育的渴求。 有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依耽乡的老百姓为在农村执教二十八年的老教师刘深懋送葬。自发组成的三四千人队伍，长达五六里地。人们举着巨幅挽联，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卷烟、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的人民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唤…… 李宁、杨晓禹也都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在农村考察过。 就说不久前的那次太行山之行吧，越来越叫人感到沉重。 在桃木疙瘩村，面对那间已经是人走房空的破教室，纵然是铁石心肠，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从韭菜山下来，张胜利、吕成山等十一名失学少年的哀求声一直在耳旁回响着：“叔叔，我们想上学，我们想上学啊！” …… 四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他们一致认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应救助贫困地区那数以百万计的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 从春天来到了秋天。 十月三十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让千千万万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是一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发展我国基础教育的伟大工程。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是：一、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二、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三、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希望工程”的近期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设立“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以提供助学金的方式，实现救助失学少年的目的。对少数确有培养前途，而家庭又特别贫困的中小学生提供特别助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深造，直至中学、大学毕业。 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念： 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蓝天下涌起一片爱潮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原先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刚成立时，知道它的人也是微乎其微。 然而，“希望工程”却使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引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目光。 这里，每天都在发出同一种呼唤： “请您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一片爱心！” “献上一分一角十分爱，助我百万贫困失学童！” “挽救一个流失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生，就是保住一个希望。” 深情、热切的呼唤，犹如一池吹皱的湖水，泛起层层浪花。 从全国各地、从海外汇来的一笔笔捐款，一封封信函，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顾晓今动情地对我说：“在基金会工作是幸福的，我们每天都沉浸在爱的漩涡之中，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灵魂在受到净化。” 爱，是人类情感中最高级的一种情感；爱他人、被人爱，又被视为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尺度。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架感情的天平，爱在这里获得了最重的份量；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个检测站，时时在检测一个民族的素质…… 同一个太阳 共献一片爱心 基金会宣传部的王宁，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五一幼儿园离休老医生李静，从报上得知“希望工程”的情况。 春节，孩子们带着孙子、孙女、外孙女回家看望老人来了。 李静把孙子李佳、孙女李蓓、外孙女刘扬扬叫到了身边，给他们讲贫困山区孩子的命运，讲张胜利，讲卿远香。当她讲到卿远香失学后，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课本自学，考试在考卷末尾写上“我想上学”时，他们都哭了。 末了，李静说：“往年，过春节奶奶都给你们压岁钱；今年，不打算给了。咱们把钱寄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小朋友，让他们也上学好吗？” 李佳、李蓓、刘扬扬眼里含着泪花，异口同声地说：“好！” 李静把四十元钱送到基金会，基金会用这笔钱救助了河北省完县杨家台乡的齐二敏同学。齐二敏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由于父亲双目失明，家庭生活难以维持，不幸失学。 六月二十六日，是李静的生日。老太太提前向儿子女儿打了招呼：“今年过生日，别给我送什么东西了，你们想孝敬我，每人给点钱，我另有用场。” 李静把孩子们给的二百四十元钱，加上自己凑的四十元，共二百八十元，冒雨送到了基金会。她对办公室主任顾晓今说：“我今年都六十七岁了，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死了。我想了想，决定不每年交一次了，索性把齐二敏小学连初中的学费都交给你们。如果到时我不死，齐二敏又有考上高中和大学的话，我再接着供养她。” 我来到了五一幼儿园，园领导给我介绍了这位老同志一件件感人事迹。离休十年来，她义务治病三千多人，有些农村来的病人，吃、住全在她家，连药费她都包下来了。 每月离休工资二百多元，自己省吃俭用，花个四五十元，其余的差不多都用来接济别人。人家称她是“四乐老太太”：助人为乐，以苦为乐，知足常乐，自己寻乐。 故事之二－－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著名儿童剧表演艺术家方菊芬，现在也已经是一名老太太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儿艺决定重排建院剧目《马兰花》，献给六一儿童节。 困难接连不断，特别是经费差了一多半。 那天，方菊芬无意间发现报上披露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的消息，两眼禁不住一亮，她想：既然是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肯定是为青少年服务的。现在剧院排戏有困难，何不去求他们助一臂之力？ 儿艺的两位同志来到了基金会，接待她们的是基金部的李宁。 她们介绍了《马兰花》的重排情况，谈到了资金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基金会的援助。 李宁有些为难了，他说：“你们也是为了孩子，照理我们应该鼎力相助。可我们基金会募捐来的钱，全是用来救助贫困地区那些上不起学的穷孩子的。”说着，李宁向他们介绍起了“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 听着听着，那两位女同志落泪了，走时，她们说：“你们比我们更需要钱。我们不仅没给你们什么支持，还找你们要钱来，实在是太惭愧了！” 回去后，她们向方菊芬汇报了“希望工程”，方菊芬坐不住了，连说两声：“实在是没想到！实在是没想到！” 第二天，方菊芬在排练场向全体演员宣读了有关“希望工程”工程的材料，演员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一致向领导要求：《马兰花》上演后，连续义演五场，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六月五日，崇文区育风小学千余学生来儿童艺术剧场观看《马兰花》，小观众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份宣传品，上面写着：“亲爱的小观众们：当你们坐在这宽敞、舒适的大厅里，静静地等着演出开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还有许多与你们同年龄的小朋友，此刻正为不能上学而苦恼。他们多想和你们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可是他们不能像你们这样无忧无虑地上学，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地区……” 在演出前简短的捐赠仪式上，方菊芬代表儿艺全体艺术家将二百盘由儿艺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孙敬修最后讲的故事》和英雄少年《赖宁》磁带，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转赠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方菊芬表示，以后有机会，儿童艺术剧院一定把《马兰花》送到贫困山区，让山区的孩子们与大城市的孩子们一样，也能享受更多的欢乐。 七月七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里，播音员用饱含激情的声音，播送了“希望工程”的特写。 这边，基金会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有来了解情况的，有来打听地址的。一位听众在电话里说，听了广播我仿佛看到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那瘦弱的身躯、愁苦的面容、渴求的目光，让人心潮难平，感慨良多。 冯雪兰－－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北京丰台东铁营医院内科主治医生。她是在听到广播后匆匆赶来的。 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后，给自己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拿出一百元为人民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她曾经给唐山地震灾区寄过药，给老山前线汇过钱，接济过因生活困难而无钱治病的农民…… 冯雪兰含泪将一百元钱交给了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她说：“真没想到贫困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二十元的学杂费而失学。我去年有病，家庭经济不很宽裕，捐一百元太少了，只能帮助两名失学的孩子，实在不好意思……” 徐永光说：“冯医生，你不要小看自己捐的这一百元，它能使两名失学的孩子重新回到自己的校园；它有可能使这两名孩子改变一生的命运，也许这两名孩子都能成为对人类有贡献的工程师、科学家……”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来了两千元的捐款。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出，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轻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华声特种电器厂是一个以残疾青工为主的福利工厂，当职工们得知“希望工程”后，纷纷要求捐款。 在悬挂着“赞希望工程，走希望之路”横幅的捐款仪式上，职工们坐着轮椅，架着拐杖来了。二十六岁的残疾姑娘贺宁，因为要去医院做双腿矫形手术，特意委托厂长代捐二十元钱，而她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赡养老奶奶。王立梅捐了四十元，在颁发捐赠证书时，她说：“这份荣誉我得亲自领。”坐在轮椅上，她硬是用了一分多钟依靠双拐自信地站起来，全场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厂长李佩璋说：“社会给了残疾人很多爱，我们应该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这一千一百多元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 也是一位残疾人，拄着双拐，差不多跑了半个北京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终于找到基金会。工作人员忙迎上前，搀扶他坐下。 “我们家六口人，每人捐三元。”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十八元钱。 他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一家人过得十分艰难，加上所在的铝厂不景气，一个月要停产半个月，日子更是难上加难。这十八元钱，是他春节期间替福利公司看大门挣得一笔辛苦费。他说得很朴实：“能让贫困地区的小弟弟、小妹妹重返校园，将来成有用的人，我心里很高兴。我的身体残疾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孩子成为‘文化残疾’人。” 他走了，坚决不留名字，只有双拐拄地发出的“嗒、嗒”声，在震撼着人们的心…… 一枚枚闪光的镍币，一颗颗纯真的爱心。 工商银行荆门支行宏图分理处的两位同志，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将航空航天部宏图飞机制造厂子弟小学少先队大队部送来的一堆足有五公斤重的钱币清理出来。 北京四通公司捐款一百万元； 云南玉溪烟厂捐款六十万元； 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捐款一百二十万元。 在基金会财务室的捐款收据存根上，还有一些落款处只是这样写着： 一名有良心的中国人； 一名郊区农民； 一个海军列兵； 一商店售货员； 一名退休老工人； 一位也曾失过学的小保姆； 请不要问我是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 说得真好！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面对艰难，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双肩担起！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出台。 随着“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参与和支持“希望工程”的有识之士日益增加。许许多多的捐赠人已不满足于间接的捐款资助，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失学少年建立联系，给予定向资助。 江苏盐城八六一八九部队张继军给基金会来信建议：“希望由你们牵线搭桥，使每一个愿帮助失学孩子的人找到自己想直接帮助的对象。这种做法容易使人产生成就感，也容易调动人的积极性，并使捐助者在心灵上产生很大的慰籍。” 基金会的组织者们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两年来“希望工程”已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被救助的失学儿童不过近四万人。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的失学儿童数，实在是微乎其微。要救助千千万万个张胜利、江峰、卿远香那样的失学少年重返校园，必须动员更多的民众，人人奉献一片爱心，携手共筑“希望工程”。于是他们决定开展一项“百万爱心行动”－－动员百万人，救助百万失学少年！它的基本做法是，由每一个捐款者直接与被捐助者结成对子，直接联系，直接支援。 四月十六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十五家新闻单位以及海外新闻机构，均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 从这一天开始，将要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的“百万爱心行动”拉开了帷幕。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又一次成为爱心融汇的热点…… 4033879、4035547，基金会专设的两部热线电话，从上午九点开始便铃声不断。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吗？我是邮电工业总公司的……哦，不必问姓名了，就算是一名普通职工吧。这样吧，我马上给你们汇去两百元，请帮助选一名失学的孩子，我包他小学五年……” “……我刚刚做了孩子的妈妈，我想以我刚出生三天的女儿的名义资助一名失学孩子，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儿叫欧阳李艟。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个世界应该多一些爱，我想从小培养女儿的爱心……” “……基金会吗？这是广州的长途电话，对，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我们的下一代需要文化，将来的社会要靠他们出来竞争，我资助三名孩子，一包到底！” “……感谢你们，你们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全家商量好了，救助一个孩子，以后他（她）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黑龙江、辽宁、江西、江苏…… 工人、干部、军人、退休老人…… 每个电话都急切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拿出一点钱，奉献一份爱！ 第一个赶到基金会捐款的是中医学院卫生管理系的青年教师刘新社，刚刚看到报纸便急匆匆地赶来了。 他将二百元交给工作人员，说：“我老家在陕西，过去上学也是非常艰苦的。我救助一名孩子，一方面是对失学孩子的一点心意，同时也是对家乡的一片心愿。我有个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你们最好帮助选择一名失学的女孩，让她们结成对子，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退休老人，在儿媳和小孙儿的搀扶下，急切地赶到基金会，他说：“看了报纸的领土完整和广告，我相信你们是真正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办事的。这两千元捐给‘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不需结对子；这两百元是我小孙女捐的，她希望和一名失学的女孩子交朋友，让她也了解了解贫困山区的小朋友是怎样生活、学习的。” 北京化工学院的一位老教师，找到基金会，交给工作人员一只信封便走了。大家打开信封一看，里面竟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老教师在留下的纸条中写道：“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遗物，现赠给你们，以解失学少年的燃眉之急。”捧着这条沉甸甸的金项链，大家像是捧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正在东海执行巡逻任务的海军无锡舰官兵，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水兵们纷纷找到舰领导，要求捐款资助。 四月十七日晚，《人民日报》总编室的八位编辑，在编发第二天的“希望工程”专版时，深深被稿件的内容所感动，当即捐款五百五十元，并向领导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为“希望工程”捐款活动。 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五十多名职员，以集体名义申请救助边远地区一个班级的失学少年。 《中国青年报》女记者马明洁到甘肃康乐县采访，见到了那位为了攒钱交学费而到砖窑搬砖的小女孩马义梅，当即为她代交了全年的学费，并保证资助她念完小学、初中。 六月七日，星期天。北京广播电台经济台播出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特别节目。 上午九时，节目开播不久，许多听众便赶到经济台专设的“百万爱心行动现场报名台”前，要求捐资救助。 面对种种方兴未艾的义举，感慨之余，思绪禁不住纵横古今，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凝聚力，每每令人肃然。 第四章 孩子，你们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两组数字：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共收到各种捐款三千多万元，到今秋新学期开学时，将有二十万余名失学儿童得到救助。 建成（含正在筹建中）“希望小学”十九所。 一片片爱心，一份份深情，一股股暧流，共变成希望的甘露，从北京涓涓流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滋润着失学儿童久已干渴的心田。 幸运的孩子 张胜利，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小学。 张胜利哭了，哭得极伤心，泪珠顺着焦黄腊瘦的脸颊直往下滚－－他失学了。 这位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十三岁孩子，从没见过高楼大厦，没看过电视，，没玩过玩具。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多幸福，没个比较，自然不知道自己过的日子有多苦，他的唯一乐趣和愿望只是想读书。 桃木疙瘩村座落在远离涞源县城一百多里的韭菜山上。大山隔绝了人类的文明，隔绝了现代化。全村八户人家三十来口人，人均收入不到一百元，一年打下的粮食不够吃三个月，过着没有笑声的日子。 张胜利一家六口，父亲去年有病，母亲是个哑巴，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穷得除了一铺土炕、一方泥垒的锅台和一只缺了口的水缸，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什。 每学期，他母亲都要为孩子的十来元学杂费而操心。张胜利挺懂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什么活儿都干，他甚至把家里人的头发和指甲攒起来拿去卖，可那又值多少钱？ 年初，父亲把张胜利叫到了炕前，对他说：“孩子，你念不念书以后也是当农民，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就别念了吧。” 张胜利哀求道：“爸爸，你就让我把小学念完吧，我实在是太想念书了。” 父亲火了，一巴掌打过去：“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张胜利流着泪，说：“爸爸，你打吧，你怎么打都行，就是书千千万万还是让我继续念下去。” 早晨，父亲见他掖着书包往外走，便一把夺过书包扔到灶膛里，张胜利死命从火中抢出了书包，哭着说：“爸爸，我要读书，我要上学！” 放学时，张胜利再也不敢把书包背回家，只得把它悄悄寄放在姨家。 也许意识到自己快读不成书了，他悄悄给两次到山上来过的县政协车志忠副主席写了封信： 车爷爷：您好！ 您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我爹他们都不让我上学，因为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可我还想上学，念出书来像您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张胜利 四月，父亲病故；不久，母亲改嫁。 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张胜利的肩上，挑呀挑呀，实在是挑不动了。没有办法，只好把二弟送给了外乡人，把三弟和小妹妹寄养在哑巴六叔家。 张胜利终于没能逃脱失学的命运。他每天帮邻居干点杂活儿，换口饭吃。 张胜利一失学，三年级只剩下一个吕成山。吕成山也没法念。这中间，由于家庭困难，又流失了七个孩子，村小只好关门了。 离开了教室，不能读书，张胜利像个木头人似的，整天无精打采。那天中午，在山上放羊遇到了吕成山，两个小伙伴说着说着又禁不住泪如泉涌。 他们不知道那个专门为改变穷孩子命运的基金会成立了。 七月，山上来了几位大哥哥、大姐姐，说是来搞什么调查的。 十月初，山下传来消息，说北京的“希望工程”要救助他们。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七日，对于张胜利来说，这个日子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转折点－－在他失学一年之后，又重新背起了书包。 穿着那套基金会刚刚发给的天蓝色运动服，在《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上，张胜利代表十一名失学儿童讲话。这之前，老师已经帮他准备好了发言稿，他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面对眼前伯伯、叔叔、大哥哥、大姐姐一双双关怀、热切的目光，他激动得全忘了。想了半天，才说了句：“今天，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我又可以上学了。” 底下有人提醒他：“你就说说以后该咋办吧。” 张胜利涨红着脸说：“以后，我们一定努力学习，星期天不休息也要读书。” 半年后，即一九九零年四月十八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实施希望工程座谈会”时，张胜利作为全国第一位受“希望工程”资助学生代表应邀到会。 坐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张胜利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颤抖。 五月的阳光显得格外温暖。 张胜利来到天安门广场，凝望着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觉得自己恍若走进了一幅画里……忽然，他的眼前现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哦，那不是桃木疙瘩村吗？他的心禁不住一震！强烈的反差，让人心潮难平…… 今年元月，我是在涞源县上庄乡中见到张胜利的，他已经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据班主任介绍，他学习相当刻苦，只是由于几次停学，基础打得不够坚实，还在奋力追赶。 问到将来的打算，张胜利想了想，说：“争取中学毕业后能考上中师。” 我说：“毕业以后想当老师？” “嗯。”张胜利点点头：“回桃木疙瘩小学当老师。现在，我的弟弟又失学了，还有其他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要是当了老师，一定让他们都能上学。” 但愿张胜利能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 但愿张胜利真成为桃木疙瘩村小学教师时，村里再也没有失学的孩子…… 爱是不能忘记的 今年六一儿童节，广西平果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收到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寄来的一张四千元的汇款单及一封热情的来信。信中说：“这四千元是本公司职工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献出的一份情……”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为何从遥远的北方给平果县失学儿童捐款？这里边有一段动人的小插曲。 前年，贫困的平果县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定为全国实施“希望工程”试点县后，二百五十名失学少年重新回到了校园。 海城乡拥良小学曾三次失学的方元军同学领到《资助就读证》时，开始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跨不进学校的门槛了。 当晚，方元军满怀激动之情，给救助自己的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女职工刘淑兰写了封感谢信，信中方元军称刘淑兰为“妈妈”，表示要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妈妈”的恩情。 刘淑兰收到信后，感慨万端，她没有想到自己只尽一点微薄之力，却得到如此厚报。从此，她把方元军认作自己的“儿子”，在学习和生活上不断给予关心和支持。而方元军也挺争气，他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得特别刻苦。 三月十五日，北京的“妈妈”决定自费到平果县看望南方的“儿子”。公司领导得知刘淑兰这一举动后，颇为赞赏，特派了一名宣传干事和一名女同志陪同，《大连日报》社闻讯，也派记者随同采访。 十九日，拥良小学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刘淑兰一行。方元军一眼便认出了“妈妈”，他跑上前去，腼腆地喊了声“妈妈”，便光是流泪再也不知说什么好。刘淑兰也百感交集，她一边擦着泪水一边说：“今天大家都高兴，不哭了，不哭了。” 刘淑兰一行在平果住了五天，了解到了老区人民的贫困，看到了山区孩子求学的艰辛，她们是洒着泪水踏上归程的。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将此事在公司内作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强烈反响。“希望工程”像一根线，把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和广西平果连在了一起…… 有播种一定会有收获，用爱的甘露浇灌的禾苗正在茁壮成长。 据对平果县二百五十名被“希望工程”救助学生的调查，在去年期末考试中，双科及格人数二百三十七名，凤梧乡怀达小学十九名受资助学生，双科目成绩都在七十分以上，及格率百分之百。 平果县实施“希望工程”工程领导小组规定，凡是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的学生，均应由学校、家长、学生三方签订一份“入学合同保证书”，明确三方责任。学校一方除负责对学生的正常教学外，还要承担学生失学期间的补课任务，保证这些学生能够跟上班级同学的正常学习水平。家长要作出支持孩子上学的保证，保证孩子不缺课、不退学，直至小学毕业。学生则要端正学习态度，刻苦用功。仕仁小学五年级学生韦小雷，过去欠老师的书钱太多，不敢上学，经常缺课。受到资助后，学习成绩明显进步，去年其中考试，他的成绩一跃而为全年级（八十四名同学）第四名。 失学少年被救助后，怎样才能让他们学得好，留得住，进步快，这是整个管理的重点。四川旺苍县根据农村工作的特点，把加强各级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同具体实施的单位个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工作的制度化。 他们建立《被救助学生跟踪调查表》，对每一名学生都建立学籍档案和学习档案。双汇小学学生张天成，被救助后，由于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缺了一些课怕赶不上，便偷跑回家。校长黄培远立即派教师倏树蓉两次到张天成家家访。在家长的支持下，三天内张天成又回到学校，通过一个学期的帮助，张天成还担任了班长。贯子小学、鹿渡小学、汶水小学，对被救助学生实行了“三多”政策，要求社会、学校、家庭多给流失生一些关照，多给他们一点学习时间，多给他们一些鼓励，使他们自尊、自信、勤奋学习。 他们还制订了“旺苍县实施希望工程经费管理办法”，要求务实施点，必须保证“希望工程”的资金全部用作救助失学少年，并建立专门帐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挪用或乱用这笔经费。 当一笔笔资金汇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群众也在关心一个问题：他们是如何使用和管理这些资金的？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由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展筹资和资助活动，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稽查和民政部的监督管理。 基金会以及全国各地从事“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其工资、福利完全是由国家支付的。“希望工程”实施中的工作经费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是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从基金利息中提取；另一部分来源于社会的专项赞助，比如一些广告费、印刷费就是由企业提供的。 “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精心用好“希望工程”的每一笔资金，这是基金会二十三名工作人员，全国二十三个实施省、三百多个实施县的上千名专门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 有一天，徐永光秘书长走进财务室，看到满桌子汇款单，禁不住心头一热。他拿过一叠汇款单，在手里掂了掂，对财务人员说：“这可是倾注了千百万人的感情和期望呵，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赖。在这里工作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和差错，否则，我们将负天下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资金的管理有自己的几个特点：一是所有捐赠者的姓名、单位、金额及捐赠日期，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输入计算机之中；二是凡单位捐款百元以上，个人捐款二十元以上，都将收到被救助孩子的复信；三是定期向社会公布收支情况；四是定期检查各地的资金使用情况。为了保证捐赠资金不被截留挪用，他们制订了一整套规章制度。确定救助对象手续也十分严格，先要学生个人申请，然后由所在小学和村委会共同推荐，最后由县里审批。 第五章 关于明天的话题 据专家预测： “下一个十年中国基本教育将面临学龄儿童急速增长的严峻挑战。至公元两千年，中国小学在校生数为一点三六亿。因此，在二零零零年全国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实现有待于全社会的艰苦的努力。” “普及基本教育的困难不仅在于学龄儿童的急速增长，还在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农村贫困地区是中国普及基本教育的难点。一九八九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有四千万人，大多分布在西南和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县、乡财政非常困难，如不采取特殊政策措施，很难在本世纪末全部普及小学教育。” 三年的实践证明，“希望工程”符合我国的国情。它为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为解决儿童缀学问题劈开了一条新路。 在“希望工程”实施一周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嘉！但是，面对每年上百万名失学少年，‘希望工程’能起多大补救作用？” 徐永光这样回答他：“每年救助一百多万名失学孩子，需要资金近千万美元。如果我们的事业能得到海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友好团体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做成此事并非可望而不可及。”当时，基金会定下的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三百二十八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布点实施救助；到一九九五年，每年至少为十万名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已提前实现。我们是个泱泱大国，如果参与这项事业的人更多一些，那么一百万将算不了什么。 “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是“希望工程”向更深层次发展。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贫困山区的一百万名孩子和城里的一百万个家庭结成对子，它给贫困山区带去的不仅仅是支持教育的财力资源，还将通过千万条受、赠双方的联系渠道，吹进改革开放之风，渗透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如果真正把这项工作组织好，它所产生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一九九零年九月三十日，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基本教育。七十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数十个国家的外长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公约》上签了字。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代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签了字，同时也代表了他们的决心。 距二零零零年只有八年了，让我们共同去努力吧。 为了孩子； 为了明天！ 1992年盛夏于北京 附记：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92年9月25日公布了“希望工程”实施最新情况：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收到捐款总额共计（折合人民币）53，310，918元1角7分； 三年来直接分配并落实资助的学生计151，500名，加上地方资助数，共计23万名以上； 为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基金会与地方共同投资建设了一批“希望小学”，已批准立项建设的共计49所，分布在24个省区的49个贫困县，已建成19所。 －－摘自《当代》 1993年第1期 |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