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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边疆危机



19世纪中叶的警钟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队伍。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德国于1870—1871年的对法战争获胜,国内也实现了统一。日、德两国很快就扮演着与英、法、俄、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角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市场、倾销商品和争夺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夺取殖民地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远东地区是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焦点。中国及其邻国是西方列强攫取的主要对象。西方列强在缮续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周边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取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进犯。日、美出兵侵略台湾,俄、英争夺新疆,英国窥视云南、西藏,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使中国的边疆烽火连天,危机四伏。
  这次边疆危机,首先燃起报警烽火的是东南海疆,来犯者则是东邻日本。
  随着日本向外侵略扩张野心的表面化,中国东南海疆的危机也日渐逼近,首当其冲的是我国的宝岛台湾。而要实现侵占台湾,又必须吞并琉球。1872年9月,日本便迫使早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英、美等国的侵略分子都曾妄图侵占台湾。1847年和1849年,美国海军曾两次派舰艇驶往台湾,勘察矿藏。1867年,美国政府借口它的失事船只“罗佛”号的7名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派出海军上将培尔率领的军舰两艘、陆战队181人,在台湾岛南部琅硚(今恒春)登陆,向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进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又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进行刺探情报,他先后对台湾岛的海岸、港口以及岛内政治、经济情况等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遭到台湾人民的有力抗击,美舰才不得不中止对台湾的侵略,李仙得也离开了台湾。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侵略扩张的要求,目标是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日本在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封号后,便于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几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湾琅硚地方遇难一事,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决定向台湾进兵。4月,日本设立“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在长崎设立侵台的军事基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负责指挥侵台军事。1875年,日本出动陆、海军3000余人,在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5月,日军在琅硚登陆。
  日本的这一军事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的。1872年,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曾怂恿日本侵略台湾,并推荐曾担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美国侵犯台湾时参与其事的李仙得充当日本外务省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谋士。美国支持日本侵台,目的是企图从中渔利。
  日本侵略军于1875年5月在琅硚登陆后,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并先后打死打伤日军五六百人,迫使日军退踞龟山。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
  在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侵台日军伤亡不断增多,日军已经吃不消了。现在清军增援部队又开到台湾,日本要以武力霸占台湾更难以得逞。于是,日本便进行外交讹诈。日本政府在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交涉。英、美驻华公使也乘机出面“调停”,一起压迫中国。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力主与日本议和。10月,清政府由奕䜣、李鸿章等为代表,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举行谈判。10月31日,中日订立《台事专约》(又称《北京专约》)3款,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偿银”50万两,作为日本从台湾撤军的条件;
  专约还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后来,日本以此为依据,硬说中国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乃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废除其国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
  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点燃侵略台湾的战火时,英国又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挑起了衅端。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事件”对清政府大肆讹诈。
  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从腾越(今腾冲)进入大理,由于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挡,未能达到目的。法国不甘落后,1866年组成探测队,从越南的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往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能通航,于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从这里取得进入云南的通路。
  1874年,英国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这是少数人的“探路队”,是来华“游历”的,还特地选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柏郎的武装“探路队”擅自越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态度蛮横,并开枪行凶,愤怒的群众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缅甸。
  马嘉理事件的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它是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边境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却向清政府提出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威胁。1876年2月,英国派出4艘军舰,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外交讹诈助威。在英国的多方威胁下,9月2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6款,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另外,还议定了英国人入藏“探路”专条,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者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英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和“另议专条”,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领事裁判权外,着重注视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尤其是对西藏更是虎视耽耽。
  在西北边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国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此后,沙俄妄图鲸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霸南亚地区。
  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这些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汗国乞师。浩罕的统治者派部将阿古柏于1865年乘机自中亚进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虽力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但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乘机侵略中国,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于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美其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却设官分治,占地垦植,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收重税,把伊犁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
  英国见沙俄侵入新疆,也不甘落后,梦想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挤沙俄侵略势力。1874年,英国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以提供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特权。所以,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蒂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扩张,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压力,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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