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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农政全书》



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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