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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

作者:林斤澜

——十年十癔之五

  吓死人了,立这么个碑。
  谢谢你们,我在这里磕头了。现在咱们不兴磕头,倒是日本还有保留。我一想到感谢你们,眼前就出现日本女人跪在“榻榻米”上磕头的形象,觉得那才能够表达此刻的心情。我还看见那女人身材苗条,头发厚重,脸色苍白,那就更好了。那是我姐姐。
  家属只剩下我一个单身女人,我代表列祖列宗,如若不绝后,还代表未来的单支独传的子孙,感谢我姐姐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好心好意一片大好形势,给我姐姐修坟,还要立一个碑,刻上:
  “一九五○年错定为地主家庭。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一九六○年错捕入狱。一九六八年错判无期。一九七○年错杀身亡。”
  乖乖,这可是一块五错碑。立在那里,叫人一看——惨!我不同意。
  你们说我是惊弓之鸟,害怕又惹出事儿来!
  你们以为我想着这样的碑,立不长远。你们会说要是形势再变,不是我姐姐一块碑的问题,全完!
  你们也可能笑我死脑筋,怕影响不好。怕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怕后代不理解。
  你们十九还得说我脆弱。有几位的眼光里,还流露出来疑心我落下了精神病。
  告诉你们,我是怕。不过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想怕,偏偏怕不起来。怕着一点好,省得又麻烦。可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呀!
  我心里恨着:怎么不是四错,也不是六错,冤家路窄来个五错。你们不知道我唯独见不得五字,先前也不这样,后来,忽然,要是冷不了碰着撞着个五,我立刻血管紧张,胃痉挛,心慌,头晕……生理反应。要是说这也叫怕,行了。好比吃了肉恶小叫做怕肉。我生理上怕这个五字。
  我建议:碑的正面,光是名字。连“之墓”都不要,你们若觉得太“秃”,就要一个“墓”。“之”字坚决不行,我讨厌这个字,一写连笔还和“五”字差不多了呢,这东西!
  背面,刻一首她的诗。这个想法怎么样?别致不别致?这是我梦里想出来,笑了醒来的!我姐姐生来是个诗人,临上法场还有绝命诗。她有一首诗叫做“蘸血的幽灵”……
  我姐姐五岁时候,就跟我妈妈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个小学生,就哼哼“魂来枫林青,魂去关塞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上初中迷上《红楼梦》,把“寒塘渡野鹤,冷月葬诗魂”写在日记本上。凄凄惨惨诌起旧诗来了,中学老师只会新诗,拿她这一套没法办。到了大学,正经开课讲唐诗宋词,她倒写新诗了,倒风风火火了,大学老师又没法理她。她写了首《不要跑道上的白线》,反右运动中,正好上“线”。她老是不合时宜。生命不在长短,合时就好,君不见时装裤子?
  进了监狱,旧诗新诗都写。她心里苦瓜炒辣椒,一半儿凄苦一半儿火辣。凄苦归旧诗,火辣交给新诗。那是六十年代初,“浩劫”还没有到来,礼拜五……
  我又撞上个“五”了!见“五”就长毛。这个“五”是个会见的日子,按说该当一个好“五”。为这个日子,妈妈做吃的,一边想着要说的话,回回把吃的做糊了,我来重做。妈妈去睡觉,想着要说的话,觉也睡不着,心脏病犯了,还得我拎着吃的去,回回又把妈妈的话忘了大半……
  现在我只记得铁门、铁窗、铁栅栏。我瞪着眼往里看,黑糊糊的屋子,往里看,黑幽幽的廊道,往里看往里看,飘飘忽忽的一个白身子,穿着白衬衣,长长的,没有腰带,飘着长长的白袖子,撕开了,飘着。长长的黑头发,飘着……白衬衣胸前,一个红红的大字:“冤”。那是用血写的,那是血书,那是我姐姐,她有一首诗:《蘸血的幽灵》。那血是鲜红的,那是刚咬破指头蘸着写出来的,那是我姐姐,那是示威,那是蓄谋,那是明知道会见的时候要穿过监狱廊道,那是经过阻拦,经过扭打,撕开了袖子,还是飘飘忽忽从黑幽幽里飘出来了……那是我姐姐!她那首诗里说,人们看得到流血,看不到内心流泪。血朝外流比泪朝里流好受……妈妈说:姐姐疯了。
  六十年代初期,有过一个叫“小阳春”的时候。我妈妈乘机想尽办法,证明了我姐姐精神失常,得到保外就医的准许。
  我背上一包衣服,跟妈妈去“领”姐姐出来。在一个小小办公室里,填了表格签了字,警官一笑,拉起姐姐的手,交到妈妈的手里。警察拉开通外面的门,做个手势……谁也想不到,这时候,姐姐一声大叫,甩掉妈妈的手,往里面跑,大叫不出去不出去。警察拦她,警官拉她,姐姐跌倒地上,抱住办公桌的桌腿不放。妈妈骂她打她,我帮着妈妈拽胳臂,警察过来掰手指头,办公桌摇晃,案宗水笔掉到地上,全屋子大乱……我姐姐叫喊的是:
  “我不出去……我出去了还要回来的……我不出去,他们放不过我的……我冤枉,里面铐子冤枉,外面帽子也冤枉……”
  警官和警察起初都是带着笑容,使着眼色。意思是“保外就医”就“那么回事”,反正妈妈打通了关节,他们也顺水推舟。这一来,全都严肃起来,有的背后指指太阳穴,表示真的精神失常了。
  差不多是把我姐姐死死抱着,才弄回家里来。到家,她一倒床就呼呼睡着了。是累了吗?
  我问妈妈请不请医生。妈妈说:“我可知道你姐姐的脾气!从来就疯,从来不管做妈妈的心!”说着哭了起来。在监狱里和一路上,妈妈只是又打又骂,只我一个人流眼泪,全家只我没有脾气。
  我姐姐有一首诗,叫做《家的祭》。把这一首刻在墓碑背面,怎样?你们考虑——你们马上考虑到,题目就不“正的常”……哈哈。
  我姐姐一“保外”,根本没有“就医”。妈妈自己倒老找医生,因为老犯心绞痛。
  姐姐烫头发,画眉毛,抹口红,穿大花衣裳……妈妈给她钱,不说一句话。本来姐姐身上只是灰、蓝、白,我辫子上挂两个樱桃球几,她也骂俗气,只许扎猴皮筋儿。
  姐姐喝酒,抽烟,交男朋友,还在街上亲脸蛋儿。妈妈说,让她疯一疯吧。
  她是挺高兴的,有回问我:
  “你知道苏泰背剑吗?”
  我点点头。
  “傻瓜,我说的是监狱里的苏秦背剑。”
  说着,把左手背到背后,上神,把右手背到后脖子那里,下神,说“铐上。”
  我一愣。我相信姐姐不是撒谎,我希望是姐姐的眼见,可不是身受。那样铐的是杀人、放火、流氓、强盗,我姐姐只是思想错误……
  “傻瓜,照样可以吃饭喝水……”
  姐姐笑着做给我看,可我的眼睛盯在地面上,我眼皮抬不起来,我心里酸,我神经疼。可我不该忍不住问了一声:
  “吃喝拉撒,那拉呢?撒呢?”
  “小傻瓜,看把你紧张的!你不会不穿裤子,不就什么事也没有啦。”
  姐姐大笑。她吸足了气,做了准备,然后放出豪放的笑声来。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不是小傻瓜,这一个“不穿裤子”,可把我吓傻了。再加上这样的先做准备的豪放大笑,好像刀砍在我脑子里。
  还有一回。姐姐忽然问我:
  “‘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你懂吗?哪里的典故?”
  我一想,中学课本上有,就说是列仙传中淮南王刘安的故事。
  “你还不错哩,有的文科大学生都不知道。”
  姐姐喝多了酒,回家来乱脱衣服乱扔,都是我给整理。有回,我在衣兜里摸到一本油印小册子。一看,有诗有文。有一首寓言诗用的鸡犬飞升故事,这当然是姐姐写的。这是五言古……
  又是一个“五”字,藏在拐角上等着我。我读那首诗的时候,还不怕“五”,马上背下来了。它要是七言,现在我一定还可以一字不错地背出来。可是这个“五”把什么也搅乱了,开头一句不知给搅到哪儿去了。
  姐姐发现我看见了小册子,抬手扬起巴掌,不过没有扇过来,咬牙骂道:
  “你找死了,小傻瓜。”回头又一笑,说:“没事,我用神仙写无神论,没有造物主,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话,也没有人的神化,变化的化。”
  我不作声,姐姐转过脸来,又凶神恶煞一样,说:“你要是想让妈妈犯心脏病,心肌梗塞死掉,你就告诉妈妈。”
  我在姐姐眼里是个小傻瓜。我在妈妈心里,最好地道是个傻瓜。姐姐才五岁,妈妈就教她背诗。我呢,无论是诗是文,妈妈从来不教一句。我上学,那是到年龄“随大流”,妈妈连作业也懒得瞧。妈妈怎么啦?她看着姐姐的眼神,有时候阴阴沉沉,滴得下水来。有时候高高兴兴,开得出花来。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回过脸来就说我:
  “不许你学姐姐,不许不许,有一个就够了,够了。”
  随着“浩劫”的到来,妈妈清楚,我也明白,监狱会把姐姐收回去的。果然,不错。
  幸好是街道上刚把妈妈剃了阴阳头,这叫做“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用说走到街上,就是在院子里,小孩子都可以对着吐吐沫,扔垃圾,骂脏话。妈妈和泥菩萨一样,自己的生死,别人的死生,都不相干了。
  警车在院子门口。警察在院子里,妈妈瘫在屋里椅子上,只有我在姐姐身后,不知道该送送不该。满院子门里窗里,全是瞪着的大眼小眼。姐姐忽然吹起口哨,我忽然笑了。我当然记得不是哭,那是笑。
  这回没有定规的会见日子,里里外外乱糟糟,也没有谁去计算年节日期。
  有天我得到通知。走进铁门、铁窗、铁栅栏,人家告诉我,我姐姐宣判了:无期。我走进铁板似的屋子,门边窗边桌边,站着坐着铁青色的脸子。我姐姐坐在屋子中间,铁镣铁铐。我在姐姐对面坐下,我姐姐说话了,她的声音没有变。她吐出来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见,但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许是“你好吗”“吃了吗”“坐下吧”“小傻瓜”……
  我看见姐姐吸气,做准备,以后大笑出来。她比先前虚弱,苍白,气短,若不好好准备,只怕笑不成声。她大笑。狂笑,强调出来的笑,笑声里,我听出话来了:
  “你看姐姐多神气,这么多人陪着。出来进去,前呼后拥。你可别小看了他们,这里有科长,有看守长,这长那长,让你看看姐姐的威风吧……喝水!”
  一个铁青的“长”端了杯水过来。
  “不渴!”
  一声不响,捧着水走开。
  我看着姐姐大笑,往后仰,张着嘴,我看见两个下巴,两张嘴,我眼里的姐姐是双的,双双重叠的。
  我听见姐姐朗诵道:
  “献给法官的五朵玫瑰”
  这首诗响亮极了,刻到碑上都会当当的响。可为什么不是四朵,也不是六朵,偏偏是五朵玫瑰,还偏偏只有五句……我的脑子乱了,当时我当场记住背下来,当时我还不怕“五”,现在我乱了,好像街上忽然出了事故,和我一起的姑娘们忽然挤散了,一眨眼全找不见了……
  街上打死人。黑帮斗死了叫叛徒,斗黑帮的两边对打死了,叫烈士。妈妈说幸亏姐姐住在铁门里,保住了一条命。
  冬天,那年雪大,不化。雪地上的血点子好像冻干了的红梅,不走色,尸首也不臭。
  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和水电单、萝卜白菜勒令、煤球卡一起扔在窗户台上。信里说我姐姐业已“正法”,通知家属去交五分钱子弹费。
  过两天,傍晚,我在街上瞎走。叫不出名儿的马路边上,踢着雪地上一个倒着的老太太,一看,是我妈妈。冻僵了的拳头攥着,杵在胸口上,她还是犯心肌梗塞了。我叫两声,还睁开眼来,还认出我来,还说:“找不着交五分钱的地方,要找、要交,我们从不欠帐!
  我双手握住妈妈冻僵了的拳头,拳头松开,手心里有一个五分的“钢鏰”。
  我见不得“五”了,碰着撞着不论什么,只要是五,我就血管紧张,胃痉挛,心慌,头晕,眼花……那都是生理反应,心理没事。
  碑上刻一首诗,这想法小桥流水一样别致。清风明月一样别致。只是刻哪一首好呢?我姐姐临上法场,还有诗,叫做《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一首好,题目八个字。八旬。巴巴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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