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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

作者:林斤澜

   

  “四人帮”猖狂的年头,迫害过“红点子”教授。“四人帮”高高在上,呼风唤雨。在下边卖力气的,是我。
  就我一个人吗?不是。记得清楚的,也有那么十来个。有军人、工人、学生,有象我这号的青年干部。这些人里头,有没有“爪牙”、“打手”之类呢?要说有也不多,反正大多数是好人。这些好人,现在各在各的岗位上,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走上了新的长征大道。有的挑的担子,也还不老轻。
  因此,我写迫害“红点子”教授的经过时,就很踌躇。真把张三李四一个个写上去,那多不合适。就写一个我吧,打人是我,骂人是我,折磨人是我,种种坏事,都是我干的得了。
  可巧有的坏事,一个人三头六臂也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好?索性写“又一个我”,“另外一个我”,“两三个我”,“十几个我”……这在语法上通还是不通呢?别去管它了,老天爷,别旁生枝节因小失大就是了。
  再,时间和地点呢?
  时间毫无疑问,本文头一句话已经交代明白:“四人帮”猖狂的年头。
  那么地点呢?还是商量商量,先不提南方北方好不好?不说是学校还是机关怎么样?
  没劲,照这么婆婆妈妈的能成个什么气候?
  且慢。这里写的主角,受迫害的“红点子”教授却决不含糊,正南巴北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年纪六十上下,体格粗壮,声音宽厚,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一脸的风砂,一双细长的眼睛——那像是哪位豪放的金石家,一刀奏效,不待回刀修理的。要不是长年伏案,伏得腰背发驼,肌肉发“泡”,他的整个体格面貌,可以看做开荒起家的农民。
  他不但有名有姓,还是名声在外。不过那年头,我只管他叫“红点子”。咱们就从这个“红点子”的来由说起吧。
   

  院子里现在已经安静了,就和一场火灾以后的安静一样。刚才冲天的火焰,现在已经萎萎了。只有那些精装书的硬皮,象“料子西服”那样一下子烧不透,还抽冷子吐吐火舌头。线装书的封套,也象长袍马褂一样不容易烧化,冒着浓烟,象是一肚子怨气。只见纸灰飞扬,有的竟成团成串地飞起来,竟飞得四层楼房那么高,竟在那里飘飘荡荡。正是封、资、修的阴魂,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
  刚才许多来回奔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呼叫,喝彩,爆裂,蓬蓬着火,都一概过去了。该休息的休息了,化为灰烬的也化定了。
  我浑身燥热,也要找个清静地方,歇一歇身体,也歇一歇灵魂。我上了四楼,走过会议室门口,门半开着,看见教授站在屋子中间。这个外貌粗野的臭老九,现在斯文得很,驼着腰背,两手笔直下垂,一动不动,站在空空的会议室正中间。周围有许多椅子凳子,他不坐,他站着。
  这才想起,是我刚才下的命令,把他从火堆旁边叫开,指定他站到这里来。心想:“免了他一顿好打。”这个人可是“格色”,他在人前,竟敢“赤膊上阵”。在人背后,倒又可以“画地为牢”。
  我走进会议室,看了看扔在桌子上的、刚才从院子里撕下来的一张标语,这标语是用旧报纸写的。不能不说那字有根底,又象“草”,又象“隶”,一挥而就,疯狂地带出许多拐弯抹角,那些弯和角,都腾腾地冒着“反动气焰”。这标语只有四个大字:“火下留情”。
  我连看都不看教授,问道:
  “这反动标语是你写的?”
  “我没有写反动标语。”
  我敲敲桌子,提高点嗓子:
  “这是谁写的?”
  “这是我写的。”
  我“甩”地一回头,这个头部动作,在戏曲舞台上是有名称的。李玉和就是这样甩出威风来的:
  “什么?”
  教授不作声。我这才看见他把眼睛死盯在地上,那细眼睛都像是合上了。他在掩盖感情,可又掩盖不住,他那一脸的泡肉,颤颤的。他咬着牙,也咬不住那颤抖。
  我虽说已经疲倦,但过多的胜利,好像喝了过多的酒。酒精管自激动着已经干哑了的嗓子,连嘲带笑:
  “哭吧,跳吧,唱一曲黑线挽歌吧。为你们的坛坛罐罐,为你们的命根子,为你们的祖师爷放声痛哭吧。可是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在熊熊的火光里,一切封、资、修全化为灰烬,工农兵占领了文化阵地,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教授脸上的泡肉,绷成了块块疙瘩。
  “你安身立命的三十年代,也一把火烧光了。你拚死拚活捍卫的黑线,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没有捍卫黑线!”
  忽然,他敞开了嗓门,嗓子又粗,又宽,又沙沙地活像鸠山。
  “那你叫嚣什么来着?”
  “我说历史上有一条红线。”
  我断喝一声:
  “狡辩!”
  教授咬住牙。
  “你根本不承认黑线专了工农兵的政?”
  教授点点头。
  “你说话呀,你不是宣扬不隐瞒观点吗?你不是吹捧独立思考吗?你不是标榜历史的真实吗?你这个赤膊上阵的英雄,怎么狗熊了?”
  教授脸色灰白,没精打采地说道:
  “我没有隐瞒观点。从‘五四’起,一条反封建的反帝的反一切法西斯的红线,是文化主流。”
  谬论。要当着人说,我当然得说是反动观点。可我心想:只怕谬是谬在落后吧?时代在天翻地覆,他一死儿抱住陈糠烂芝麻。正经是个榆木疙瘩脑袋,这么斗,那么批,新鲜词儿一句也灌不进去。注意!我还得站稳立场,这么个脑袋瓜正经是个“土围子”,作为造反派,当然要打扫了它。作为个人,我也很想打开这“土围子”看看,究竟神经方面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我拉开腔调,问了个问过多次的问题:
  “你那条红线,都有谁们哪?”
  “三十年代,鲁迅是主将。”
  “还有呢?”
  他不作声,我敲敲桌子:
  “还有呢?”
  他只能不作声,这个我是有把握的。我稳吃稳拿地笑了起来:
  “还有呢?”
  只要他说出一个人名来,准的,不是特务就是叛徒,要不就是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至不济,也得是个摘帽右派。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必胜的王牌在我手心里呢,我跺脚厉声叫道:
  “还有呢?”
  别说是人名,连一本书他也提不出来。不是黑书就是黄书,全是封书、资书、修书。写书的人自己也说,恨不能一把火烧光。这一关他是过不去的,关口上悬着千斤的闸门,电钮在用这儿攥着呢。我正要以全面胜利宣告结束,说了一句警句:
  “教授,只有点点点连起来,才是一根线嘛。”
  不料这个榆木疙瘩一拨愣,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仿佛直立起来,说:
  “还有我。”
  真是胳肢窝拱出个人脑袋来。我倒措手不及,只有连声说:
  “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好家伙,你看那一脸的疙瘩肉,竟咬断铁似地嚷出来:
  “我是个党外的布尔塞维克!”
  我都信不及自己的耳朵了,我都疑心站在对面的是不是疯子了?别说是现住“牛棚”的“黑帮”,就是平常时候,“我是个共产党员!”倒还听见说过,有谁见过这么拍胸脯的:“我是个党外的布尔塞维克!”正经闻所未闻。
  “失敬失敬,还成了个人物哩!”
  那刀缝似的眼睛里,有两点火光:
  “在三十年代,给戴过红帽子,给叫过‘红点子’。”
  我忍不住放声笑了起来。我真不知道当年戴了红帽子,能是个什么滋味儿。我倒是想本当不笑才是,路线斗争是严峻的。无奈不合身份,不合时宜,不知好歹,不知死活,原是笑料的来源。我忍着笑,用嘲弄的口气重复说:
  “红点子!红点子!红点子……”
  不错,这三个字确有一种说不清的嘲弄意味,对狂妄自大,愚昧无知,有微妙的嘲弄。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明明是个“土围子”,公然叫嚣“红点子”。
  一天晚上,“好几个我”在会议室里贴上标语,不消说,都是生死簿上的语言。北墙上照例拉上横标,横标上少不了得有个帽子,打上叉子。在帽子上费了脑筋。地富吧,人家还出身贫寒。特务叛徒吧,历史上没找着岔口。走资派怎么样?他从不当权,连个党员也不是。那么权威呢,也还不那么老大有名的,没劲。右派也不行,凑巧人家没戴过帽子。最后,选定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牛鬼蛇神”。
  屋子中间,换上百瓦灯泡,贼亮贼亮。
  我在横标下边,照杨子荣那样坐下,象个大写的“壹”字。在风云变幻的时候,原本两个差不多的人,也会显出全不一样来。这一个,是个大写的“壹”字。那一个,许是阿拉伯的“1”字那样一根棍儿,还斜戳着。我坐定之后,吩咐道:
  “带上来。”
  “另外一个我”走到廊道上,用带栾平的声势,把这“牛鬼蛇神”押上场来。
  一进来,就不是味儿。这个栾平怎么星眼朦胧,神思恍惚。标语横标,叉叉和惊叹号,他连看都不看。场上的火药味儿,全没在意。往那贼亮的百瓦灯泡下边一站,还微微的晃悠。
  我心想:“出了怪了!”
  我这里摆下杀气腾腾的战场,他那里晃晃悠悠,也不知是诗情方兴,还是画意未艾。
  我这里金刚怒目,满把抓着纲上线上的大题目。他那里没精打采,赛似木头桩子橡皮头。
  我这里呼风唤雨,只着急手里攥的,左不过那张亮过的旧王牌。他那里垂眉搭眼,死啃着几句煮不烂、烧不化、砸不碎的老文章。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我正经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要问这怒这恶从何而来,须知“四人帮”乃是金口玉言,上头一哼一哈,往下层层照着哼照着哈。到了我这儿,也不能改成咳嗽。俗话说的好:一块石头腌了一百零八天,它也咸了不是?我也可可的养出来金口玉言的脾胃。由我这儿往下,下边的,得照着我使气支嘴。无奈这么个“红点子”,本身是个革命对象,竟敢“明目张胆”地软硬不吃,“十倍疯狂”地滴水不进。瞧瞧那模样,泡头泡脑,晃晃悠悠。单单这晃悠,难道不就是个态度问题?立场问题?现行问题?难道我能够不火冒三丈,眼冒金星?
  我一拍桌子,这叫“惊堂”。鼻子里哼一长声,这叫“威武”。大步奔了过去,两手按住“红点子”肩膀,叫他站稳当了。可我一撒手,他又晃了晃,这可恶劲儿,“罄南山之竹”不尽书,我扬起胳臂,顺乎自然,一记响亮的耳光。紧跟着,“四五个我”一拥而上,左右开弓,劈啪有声。眼见那“红点子”的犟脑门牛脖子上,涌现了红点子……
  我有生以来,这是头一次打人。小时候淘气也打过架,小家伙们你一拳我一脚,拳绕拳脚绊脚,那叫打架。现是对方不用捆来不用绑,决不会还手,这叫打人。
  冷静想想,这样的打人,不容易打出个英雄模样来。可当时,我可是觉得“力拔山兮气盖世”。入画、塑像、上镜头都是现成的。
  我本是单位里头散漫的小干部,在官儿面前是个听喝的。我伺候着专家,给教授们跑跑腿。忽然间,我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那些个人五人六的,颠倒成了革命对象。有点像一个孩子,本守着那一肚子条呀簧呀大小齿轮的玩具,碰都不敢碰。现在摸摸它,没事。拨弄拨弄,不但没事,倒听见叫好。爽性拆了它,摘了它,踩了它。稀哩哗啦回头睡大觉,做梦也是心满意足呀。
  我向一脸红点子的“红点子”吩咐道:
  “把今天的事情,写一个‘认识’。这是给你一个最后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要充分重视。”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以为我五大三粗,或者挺拔轩昂。其实我是个五短身材,虽说不瘦也不弱,但到处还是只好叫做小个子。记得上中学时,一天有迎宾任务,男生一律要穿白衬衣。我从家里出来忘了换衣服,到了学校无法可想。女同学们却要穿舞蹈服装,有个大个换下白衬衣,我抓过来穿上,富富有余。这事救了急,却被同学们笑到毕业。我把腰板伸直,把脖子伸直,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里老九成堆,压得我精神上也小不点儿了。谁知现在,我在楼梯、廊道,更不用说院子里了,遇见这些人五人六的,就把眼睛瞪起来,对方就得正确对待把头低下。我可以俯视人家的项背了。对方要是大人物兼大个子,我更加甩着膀子走在廊道中间,眼见他贴着墙壁,侧着身子,尽量缩小体积,这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快乐。
  现在我很会运用我的眼睛。本来我的眼睛不老小,只是和鼻子嘴巴靠近了点,成了张“小孩脸”。我的大眼睛的大眼白,透着蛋青色。有个女的夸过这种色彩,说是幼儿园里常见,使我自在又不自在。有回坐电车,旁边一个女的抓起我的左手,看了看手腕上那只表,随手放下,一声不响。过后我细细回味,心里好像给砍了一刀,这个伤痕可能一辈子也抹不掉了。
  现在我瞪起了眼睛,我的蛋青色的眼白,一定是变成了铁青色,只怕还剑一样闪着寒光。如果没有这么个“红点子”,那就所向披靡了。虽说“月有阴晴圆缺”,天下的事不能够十全十美。但已经照着上头的模样,听不得下边来的半个不字。
  “红点子”没有交“认识”来,他根本一个字也没写。上头指示:如果顽抗到底,“有地方搁他”。我想那是当然的啰。可我不能设想,怎么我拿不下这么个“土围子”来!
  我设计了个“攻心战术”,时间选定在深夜,把红点子从睡梦里提溜起来,不等扣齐衣裳,立马带到会议室。
  会议室黑着,只见中间那百瓦灯泡,加了个罩子,把白光集中下照,光圈里放着把椅子,指定给“红点子”坐。我坐在他对面的灯影里。这场面有人许在什么电影里见过,我也没说是我的发明,只说是我设计。
  “红点子”坐在那里,只管低着头,垂着眼皮,好像还没有睡醒。我只见一头马鬃似的黑头发,在白光下边闪着金丝。这对“攻心战术”不利,这个态度也不能够容忍。
  “抬起头来。”
  他抬了抬,照旧低下。
  “抬头。”
  “不许动。”
  “看着我。”
  我直视他的朦胧睡眼,我把眼光放柔和了,我的大眼白想必是保持着蛋青色,有个女的夸过的那种颜色。以后我开始谈话,在谈话中间,我不断提醒这个泡泡脑袋抬起来,叫这双睡眼看着我那蛋青色眼白。
  我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家的小院子。我又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的书房。那书房的窗户叫树木挡着,屋里书柜、书架、书桌全摞着、摊着、塞著书,其实阴暗像个地洞。
  我用乌烟瘴气形容那些书,“红点子”不动声色。我用打扫卫生说明抄走那些书,“红点子”的眼皮弹了一下,复归半睡眠状态。我说到他那位老伴儿了,那位贤妻良母,那个终身奴隶,我描写她包着头巾,手脚哆哆嗦嗦走前走后,我说明她的头发已经长出一寸有余了。“红点子”的刀缝眼里,汪汪闪现水光。我说已经告诉居委会,不要再剃她的头。但是——这里有个但是,谁要是一条道走到黑,谁也不能保险不剃二回……“红点子”坐在那里晃悠起来,含着眼泪晃悠晃悠,咬着牙关晃悠晃悠,我命令他不许晃悠,他还只管晃悠晃悠……我不能容忍,我的眼睛成了铁青色,我像当头倾泻一桶冰水般说起他的小女儿,蜷缩在角落里的躺椅上,跟一只猫一样,弓腰奓毛,眼睛里放绿光……
  “红点子”在椅子上晃悠得像是挣扎,就像有条绳子把他绑在椅子背上,挣扎着一下子挣开了,一下子窜了起来,一下子跨出光圈,站到灯影里。随着却又老实下来,两手垂直,低头望住地面,一动不动。
  我正要发作,猛然心想:可不说明“攻心战术”有所突破了吗。就把声调舒展开来,说:
  “群众是要‘仁至义尽’的。现在的主动权还在你手里,不过时间不多了。其实关键只是你——,只要你把那红线谬论一笔勾销……”
  “红点子”作难地说:
  “可我这大半辈子怎么活过来的?”
  我把脸一沉:“干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没有红线,我是沿着什么走过来的呢?”
  “群众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三十年代的时候,我还年轻。我打算写一本反法西斯的书,搜集了许多资料,也和当时的斗争有密切关联。可我不知道反完了法西斯,应该怎么办?我的书写不下去。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党的领导冒着生命危险,到我家里来,和我整整谈了一夜……”
  我截断他的话,问道:
  “你说的什么领导,是谁?”
  他刚要张嘴,立刻闭上,哑然失声。我的王牌又上来了,振振有词地问道:
  “是谁啊?”
  他的嗓门小了一多半:
  “当时地下党文化方面的领导。”
  “是谁啊?”
  他的嗓门堵上了。我可是有十二分的把握,敞开来重复我的:
  “是谁啊?”
  “我只能根据我所知道的……”他打算绕开去,溜走。
  “你就说是谁啊!”
  “人家有缺点错误。”他打算息事宁人。
  “光是缺点错误的问题?”
  “别的,那些,什么……”他脱口而出,“我实在说不出口来。”
  “哥们义气!”
  “我们没有私交。”
  “这些年你们没有见过面?”
  “开大会,人家坐在主席台上……”
  “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心有灵犀一点通。”
  “也是我不爱串门,也是我老落后,老受批评,人家还在报上公开批判过我。”
  “那你凭什么拿身家性命保他?”
  我理直气壮,因为太不合情合理了。除非是疯?是怪?是缺根弦?可是他站在灯影里,有碍我的观察。我指着光照下面的椅子,大声命令:
  “坐下。”
  他木头似的坐下,脸上发“泡”。
  “说。”
  他又晃悠起来,我最见不得这晃悠,厉声叫道:
  “正面回答问题。”
  “还就是那年,白色恐怖,他上我家,关上门,拉上窗帘,谈了一宿,实际是辩论了一宿,到天亮,拉开窗帘,东方一抹红霞,天边一线曙光,那出太阳的地方,烧得白热……”“红点子”那刀缝眼半睁着,也象是有些白热的东西。“……他轻轻地在我耳边说:‘中国的希望在西北,东方的巨人在延安……’”
  “红点子”又晃悠得像是挣扎,又仿佛挣开绑着他的绳子,弹跳起来,一步到了灯影里,又老实站着了:
  “从那以后,我决心把反法西斯的书写下来。从那以后,我的一生,有了新的起点……”
  他再说什么,我已经不注意了。因为我发现他在阴影里,一点也不晃悠。我指着椅子命令他:
  “坐下。”
  “……我要求,不要为我浪费时间,不要因为我浪费精力。我不过一个党外的知识分子,要是许可保留意见,就让我保留吧……”
  我注意着他一坐到光照下边,就止不住地晃悠,我随口喝道:
  “有地方搁你。”
  “对,辽阔的祖国,哪里也搁得下个我呀!”
  “还对对哩,还做梦哩,搁到那地方去,半年也不定问你一句话。”
  “我要求把时间,把精力,放在老党员、老同志身上,把他们早早解放。他们比我有用处,他们是祖国是人民的财富
  我命令他站起来,指定他站远一点,完全站到阴影里去。只见他一边站过去,一边腮帮抽搐,黑发抖颤,刀缝眼里滚下粒粒泪珠……终究敞开了宽宽的沙沙的嗓门:
  “告诉我老伴,等着我。告诉我女儿,她走她的路,她还年轻。可是相信爸爸,五年以后,能追上队伍,能回到人民中间来……”
  我观察出来越往阴影里站,他越不晃悠。我的结论是:送精神病院检查。
   

  我受到严厉的批评。什么百瓦灯泡,什么灯影,什么晃悠,那都是“人性论”,恰恰把“五年以后回来”这句话,给轻轻放过了。“五年以后”,这是赤裸裸的“变天思想”。这是明目张胆的“秋后算帐派”。我首先是被迷惑了,继而越走越远,竟替黑线人物放烟幕:精神病。我的错误归结起来是一个字:“右”。
  那年头,这个“右”字可比骂娘还难听。古人制造这个字时也特别,一只手扠住嘴巴,说不清,道不出来。
  我立刻采取了措施。“大张旗鼓”地宣布红点子“隔离审查”。不得到许可,不能离开“牛棚”。我把“牛棚”里的灯,换上百瓦灯泡。把电门挪到走廊上,通宵不许关灯。
  每到晚上,我少不了查查号。总看见“红点子”在屋里不是晃悠,就是转身,反正散步是散不开的,那“牛棚”原本是挨着楼梯放笤帚墩布的小屋子。点上百瓦灯泡,就像是火刚点着,刚刚发出光来,就叫四面墙堵回来了。这样的光是带着火苗的。
  不几天,我看见他坐在“马扎”上,趴在铺板上——写字!心想:莫非转过弯儿来了,投降了,在写“认识”了。我推门进屋,他弹簧一样弹起来,转簧一样转过来,啊,这个人变了样。红光满面,精神奕奕。泡泡肉绷成了块块疙瘩,刀缝眼里简直有刀光剑影。他是给点着了,浑身发着光,那光是带着火苗的。
  我镇定一下,扭脸看着墙,问道:
  “写什么呀?”
  “我纠正一个重大错误。”
  “好、好。”我连声肯定。
  “我那本反法西斯的书,一直没有定稿。到了解放,心想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了,现实意义又不大了,干脆给搁起来了。”
  “你在写书?”我真正吃了一惊。
  “我要从头修改。”
  这个“红点子”变本加厉。他本来还只是没有把“身份摆正”,一会儿像是向人民低头,向革命群众认罪,一会儿又发谬论,坚持“反动观点”。平心静气地说,总还拘着自己,“扮演”了派给他的角色。可是现在,他完全“失掉身份”,或者是他燃烧了,“隔离审查”他写书!他烧得白热化了,连起码的“常识”也没有了。他白热得疯狂了,不论神色、声音、气味,无不狂热像是吐着火苗!
  我本当“敲警钟”、“当头棒喝”、叫声“悬崖勒马”,再来一回“仁至义尽”。可我觉着浑身没劲,或者是不对劲。我抓起摊在铺板上的纸看着,迎着灯光再看看,我心里哆嗦起来了……
  疯了,真正疯了。什么反法西斯的书。什么修改,什么定稿。纸上不但一个完整的句子也找不着,连单个的字也没有几个。满是歪歪扭扭的线,大大小小的叉,不规则的三角、圆圈、方块……在一片乱糟糟中间,我找出了四个大字:火。髡。抄。电。
  在那个“火”字旁边,蚯蚓般的线条中间,我看见了一个人名字:“戈培尔”。这几年看交代看外调材料,对人名字我有特别的敏感,这个“戈培尔”象是在哪里见过,我琢磨着说:
  “这个姓戈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
  哟,可不是嘛。这些年没往那儿想,差点儿给忘了。我正要找个台阶下来,用不着,这位“红点子”敞开了沙沙嗓门,热腾腾地讲解起来。他说希特勒上台不多天,一个夜晚,成千上万的学生举着火炬游行,走过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一个个把火炬往广场上扔。那广场上,堆着书,遍地是书。从图书馆拉来的,从书库搬来的,从教授学者那里没收的。广场上一场大火,中世纪以后没有见过的景象。戈培尔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在火光中,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我一警惕,心想“钉子”埋在这儿啊。我瞪了“红点子”一眼,可他毫不理会,只管慷慨地说出了这么两句,倒像是警句:
  “但是历史证明,这火光照亮的,是法西斯的毁灭。”
  我心里也出现一句警句:“知识越多越反动。”可我没有抛出来,仿佛心里也跟他那张纸上似的,爬着些蚯蚓似的东西。我看看蚯蚓中间,那个写得大大的“髡”,那是个冷字:
  “这个‘几’……”
  “念‘坤’。”
  “对了,‘坤’,不常见。”
  “两千多年不见,现在又见着了。”
  我瞪了“红点子”一眼,他不但没有低头,反倒沉下脸来:
  “我们古代,奴隶社会的时候,有一种刑法叫髡。髡就是剃掉头发。”
  我想了想,冷笑一声,说:
  “奴隶社会动不动就用鞭子抽打,剥皮抽筋也不当回事,剃头发还算个刑法?”
  “红点子”的嗓音低沉下来,好像咬着牙说:
  “确实是个刑法。我想对于妇女特别可怕,这是精神上的鞭挞,人格上的抽筋剥皮。”
  我不想去看“红点子”,只把眼睛盯在纸上,我看见那个“抄”字旁边,各种符号特别多,也特别齐全。“红点子”顺着我的眼睛,指点着说:
  “漫长的封建时期,哪一个朝代也没有断过抄家。这里没有参考书,我只好凭记忆把史书上有名的事件,大致理一理。看看人的基本权利,什么时候有过保障?看看悠久的历史,给我们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在最后一个大字“电”那里,又发现一个名字,这可是无人不知的“蒋介石”。
  “蒋介石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还有新发明,因为世界上有了电。”
  “红点子”用这么两句话开场,接着滔滔不绝地演说起来,他忘记了“牛棚”,好象站在讲台上。他完全弄错了身份,好象还是个教授。他声色热腾腾,措词还火辣辣,把我也弄糊涂了。当他说到他叫蒋介石特务抓起来过,这几年审案养成的敏感,才使我警觉过来,连忙插一嘴:
  “你进过监狱?”
  “没有。那不得经过法院,费那个事干嘛?”
  “那么是集中营?”
  “也用不着,那还得圈个地方。就在我们学校的办公小楼上,锁一间小屋,贴上个小条叫做‘反省室’。我的人身自由就全没有了。他们要我承认是共产党,我不承认,实际我也不是。他们说你不是个共产党,也是个‘红点子’……”
  “红点子?红点子就是由这儿来的?”
  “由这儿来的。说既是红点子,就有红线。点点点连起来,就是一根线嘛。”
  “那倒好了,你不是坚持有红线吗?”
  “那是现在。那时候我坚持没有红线。实际那时候,我也真不知道什么线不线。”
  “嚯,你倒哪会儿都是实话实说。”
  “现在为的是有红线,那时候为的是没有红线。要是掉个个儿不都没事了吗?偏偏事实不能掉个个儿。他们拿绳子把我绑在椅子上,在我太阳穴旁边,一边一个百瓦灯泡……”
  原来如此。我破了谜,一阵高兴,站到“红点子”面前,脸对脸问道:
  “从此你做下了毛病,在亮光下面止不住晃悠。”
  他也凑过脸来,跟老熟人似的认真问道:
  “我晃悠了吗?”
  “你自己不知道?”
  “我使劲不晃悠。”
  “我看你咬着牙呢。咬得腮帮起疙瘩。”
  “咬牙不顶事,我咬着腮帮呢。我想这是群众审我,是自己人受罪,不能晃悠,把腮帮都咬烂了……”
  这都拉起家常来了,闹得我也忘了我的身份!赶紧扭头往外走,边走边说:
  “休息吧,我把灯关了。”
  谁知“红点子”连声叫道:
  “不关不关,关了怎么写字,我要抓紧完成。”
  我头也不回走过走廊,多少有些踉跄,走进自己的屋子,放倒在床上,闭上眼睛。
  可是我的眼前,抹不掉撵不走“红点子”的形象。他不但眼神,连身上都有一种奇异的光彩,我断不定是疯狂的邪光,还是创造发明的光芒。这两样好像是有不容易区别的时候,试看弹钢琴的,弹到手舞足蹈的刹那间……
  我承认我知识不多,外国的很少接触,本国的模模糊糊,历史一片黑暗……如今让“红点子”一搅和,脑子里——脑子里就跟他那张纸上一样,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那些莫名其妙的叉叉圈圈点点,就象是我的“脑电图”。我应当好好想一想,可是这时候思想集中不起来,也找不着线索。我那脑子变得跟一把豆腐渣似的,没有油性,也没有粘性,好容易攥成团了,一松手又散了……
  我决心不想它,去球,睡觉大吉。这时,一些警句姗姗而来……
  “知识是生产资料,随时产生资本主义……”
  “……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空白。”
  “空白”!我躺在那里不由自主地笑开来。“空白”,好像熨斗一样熨平了那些歪歪扭扭的皱褶。“空白”,试想冰山那样的空白,多么高爽!千里雪原那样的空白,多么纯净!就说沙漠吧,缺水,干燥点儿,可也多么的宁静!我需要宁静,我欢迎空白,……我宁静地走进空白的睡乡……
  谁知睡乡也不都宁静,也难得空白。后半夜,不知几点钟,我忽然惊醒,心头噗噗乱跳,一轱辘爬起来,走出房门。我走过走廊的那个样子,如果录下像来,准是个小偷模样。我鬼鬼祟祟地走到“红点子”那“牛棚”门前,摸着了电门,啪,我终究关了百瓦灯泡。
   

  从此,我把红点子的“专案”撂在一边,按我的心愿,天下最好是没有这么个人。有时在走廊上忽然看见,我立刻转过脸去。有回上厕所遇见了,我吐口痰扭头出来。
  说实在的,看见这个人我不自在。心里发慌、发毛,好像还发怵。我们两个的地位都没有改变,我照样可以瞪眼,他照样得低头。我指的是内心情况,这个情况还必须保密。我躲着点儿免得露馅儿。因为,因为,因为我在争取入党。
  “红点子”究竟有什么厉害招儿呢?没有。我说过我需要宁静,我欢迎空白。这个人由头发、泡脸、刀缝眼,直到农民那样的体格架子,对我的宁静都起破坏作用。他要一张嘴,那沙沙的宽嗓门就象把我踩着的空白,由脚底下掀了起来,天旅地转……在我争取入党的时候,需要,需要,需要太平无事。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到了年终。照例,把“黑帮”都叫到会议室里来,一人给把椅子坐着。挨个儿说说这一年的心得体会。
  不用挨个儿看,准是一张张苦脸。有谁扬眉吐气的那还了得!挺大的老爷们抹抹眼泪,倒是正常。说的话我也懒得细听,都有头有尾,头尾都有模子。头是低头认罪,尾是仰望解放,中间有几句各人不一样的地方。
  轮到了“红点子”,我连眼皮都不抬。他说了几句“开场白”,还是没精打采,好像在牙缝里轱辘着……忽然,听见宽宽的沙沙的嗓门一敞,出来这么句话:
  “我要求入党。”
  我陡地一抬头,座上有“十来个我”呢,我飞快扫了一眼,只见“个个我”都睖睁着,证明了我耳朵没出毛病。
  “我要求入党。”
  “十来个我”都露出笑容,当然,没有一个笑出声来的。有的把嘴一撇,把笑容撇成烂柿子。有的腮帮往下沉,把笑容拽成驴脸。有的瞪圆的双眼,仿佛两个铆钉把笑容铆死在那儿了。
  要说红点子的神经是正常的,怎么连几岁的小学生都不如?有专政队里发展党员的吗?要说他的神经是不正常的,他怎么不胡说别的呢?
  我转眼看看“黑帮”们的苦脸,也变了,大多数变严肃了,有的变得铁铸的那样铮铮的。
  我不由自主地去看“红点子”,“红点子”却什么也不理会,只管扬着泡脸,睁着刀缝眼,望着窗外。四层楼上的窗外:一片蓝蓝的天,淡淡的几朵白白的云。下边有一些些波涛似的苍翠的松树树梢,微微起伏。仿佛听得见隐隐约约的松涛。真是海阔天空,任凭鱼跃鸟飞……
  “……我象一只船,一叶扁舟,在江河湖海里飘荡,飘荡,飘荡了半个多世纪……起初没有航线,是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给我指出了……”沙沙的嗓门,忽然像沙瓤的瓜那样酥,那样甜:“……中国的希望在西北,东方的巨人在延安。我开始写一本反法西斯的书……。可是我这条船,没有靠拢码头,只是望着红灯,在风雨里飘荡,在潮涨潮落里飘荡……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就不会偏离航线了。但是在烽火连天的年头,在惊涛骇浪的险滩,我差点儿撞上了礁石。我那本反法西斯的书,陆续发表了一些章节,出现了唯心史观,过份着重个人的作用。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希特勒的兴起。不是从历史背景,从民族根源去解剖蒋介石匪帮……当时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叫我多听听批评意见,我说我这本书是棵大树,那些意见,是长在大树上的蘑菇。后来书在社会上起了些消极作用,党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了我,又在思想上生活上帮助了我。使我惊醒,使我回到航线上来。我又沿着这条红线走过来了,要是没有红线,我怎么有今天呢?……可是我还是一叶扁舟,飘荡,飘荡……
  我觉着我坐得不大稳当,有些晃悠。不是这个“红点子”,是我在晃悠。我忘记了这是个革命对象,因为我震惊。我看见了一个人要求入党的时候,这样敞开了胸怀。不是“这个我”“那个我”争取入党那样,封闭着内心,严防着露馅儿。
  “……飘荡了半个世纪了,明明看得见码头,可总是靠不拢。……我的心木了、柴了、干咧咧干咧咧了,跟萝卜糠了一样……”
  我扭头去看窗户,那一溜玻璃窗,一扇扇全关严了,我觉着憋闷得慌,我听见了闷沉沉的一声雷:
  “……跟萝卜糠了一样……”
  不是滋润的宁静,不是悠悠的空白。在我心里头,好像一个尘封多年的角落,有个声音叫着:我不要宁静,我不要空白。宁静是虚假,空白是欺骗。啊,窗户为什么关得那么严?我为什么更加晃悠起来?
  “……一解放,我把没有完成的书放下了。心想现实的意义不大了。中央一位领导,他那么日理万机,怎么还记得我这么个人,记得这么本书,他叫人传话给我:有意义,完成它。可我还是飘荡,飘荡……”
  我看见会议室的尽西头,有半扇窗户开着,仿佛有些凉风进来。
  “红点子”还在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楚,只像有两个声音都在叫喊入党,一个叫说真话,一个叫顺着说。一个叫敢说敢当,一个叫唯命是从。究竟哪一个是革命的?我糊涂了,我挣扎站了起来,有点踉跄,我走到尽西头,站在那开着的半扇窗户跟前。
  我想开动脑筋想一想,可这脑筋仿佛齿轮长了锈,发条没膏油,格啦啦格啦啦响着转不起来,格啦啦格啦啦干裂了般精疼……我胆战心惊,我已经不会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
  谁知“红点子”也在叫喊:
  “……我的舵轮快长锈了,我的链条没有油格啦啦响了。我要靠拢码头。我要完成反法西斯的书……”
  我探头窗外,好蔚蓝的天空,好苍翠的松柏。
  “……我要求入党!”
  “哄!”好像是一个哄堂大笑,我没有回头去看,只觉得这“哄”的声浪,把我托上了窗户台。开阔的蓝天向我欢笑,波涛似的苍松向我招手,我一步跨到窗外,跳了出去……
   

  这些事情过去两三年了。
  “四人帮”已经送上了历史审判台。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走上了新的长征。
  现在,“红点子”教授埋头完成他那本反法西斯的书,我自愿要求帮他查对资料,算是一个助手吧。
  当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教授虽说没有一口拒绝,但是沉默不语。我想着是不是打个退堂鼓算了,教授却问道:
  “你是对这本书有兴趣,还是因为别的?”
  我觉得他问得直率,也认真。就尽量诚实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么个问题,“四人帮”的那一套,拆穿了不成片段,荒谬,空洞,可笑,说什么也不过分。可是当时,怎么把我蒙得奉为圣明?
  “要说最初,我也蒙了。可你是不是直到最后,还奉为圣明呢?”
  “后来我也有些怀疑。”
  我想说到这里就算吹了吧,可是教授一本正经地追问下来:
  “怀疑什么?”
  “这可三言两语说不清。”
  “现在清不清楚呢?”
  “也还不大清楚。”
  我想彻底完了,可是教授断然说道:
  “是不清楚。法西斯的来龙去脉,它的要害,我也不敢说全清楚了。可是你,我的印象是,那时候你干得挺带劲儿。”
  “是的。”
  “要是咱俩换换,你处在我的地位,你能带劲儿吗?”
  “不能。”
  “可见有些东西,是你处的地位造成的。但是,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能带劲儿吗?”
  “也不能。”
  “可见有些东西,是你个人的关系。”
  我站起来要走了,可是教授把我按住:
  “别走,帮我弄清楚这个问题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不作声。
  “这是我对你的看法,你对我的看法呢?”
  我想反正是“吹台”,没有了顾虑,脱口而出:
  “你象个开荒起家的农民。”
  教授一愣,沉下脸来问我这话从何而来?我的顾虑又悄悄起来,我说这是从外表得到的印象。我说他体格宽厚,没有说粗野。我说他一脸的风砂,没有说什么泡泡脸,刀缝眼。我说他那一头头发也叫人觉得直爽,当然我没有说不合时宜。最后我说了个缺点:固执、主观。偏偏在说这个缺点的时候,我心里想着这个人最难得的是:敢坚持观点。
  教授听着,一直沉着脸,接着问道:
  “这是你现在的看法吧?”
  “不,我早就这么看。”
  “那你主要还是好感吧?”
  “好像是。”
  “那我告诉你一件五事。这件事谁也没有看见,我跟谁也没有说过。还是我圈在四楼小屋里的时候,有天后半夜,我醒来,觉得闷,憋气,觉得屋子里没有氧气了。我开门出去,摸到会议室,想着那间屋子大,可能痛快些。进了会议室,我看见那一溜玻璃窗外边,月光清亮清亮。月光下边,好象一片水一个大湖。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更加闷,更加憋气。那一溜窗格子全像铁栅栏,把外边的世界隔绝了。这屋子是个石头凿的牢洞,这大楼是个石头山凿的大牢洞。我要再在这里头关下去,也要变成石头。我的脑子已经常常一片空白,这是变成石头的信号。我要逃跑,我要冲出去,我去开窗户,可是打不开。挨个儿打,都打不开。我更闷了,我真急了,我摸到尽西头……”
  “那半扇?”
  “对,那半扇一拉就开了。嚯,外面美极了。是烟雨迷濛的太湖?是水天一色的五百里滇池?是碧波荡漾的渤海湾?我上了窗户台,跳水一样扑了出去……”
  教授急刹车似地收住口,瞪住我。我却笑了起来,教授很觉意外,但他也撑不住敞开嗓门沙沙大笑,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窗外是阳台!”
  “窗外是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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