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



  那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我走进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拐角处的一家杂货铺,如今那里是酒吧。角落里有人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他的模样大概有点威严,我应声走了过去。他坐在一张小桌前;我不知怎么觉得,他面对一个空酒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个规矩的手艺人,或许是个老派的乡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像乡下人那样谨小慎微,连围巾也没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点酒。我坐下后同他攀谈起来。那是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人对我说:
  “先生,您不认识我,至多听人提起过我的名字,可我认识您。我叫罗森多·华雷斯。已故的帕雷德斯也许同您谈起我。那个老家伙自有一套,他喜欢撒谎,倒不是为了诓人,而是和人家开玩笑。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就是科拉雷罗被杀那晚的事。先生,您已经把那件事写成了小说,我识字不多,看不了,但传说走了样,我希望您知道真相。”
  他停了片刻,仿佛在梳理记忆,然后接着说道:
  “人们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看法逐渐变化。我那晚遇到的事却有点蹊跷。我是在弗洛雷斯塔西面的马尔多纳多区长大的。以前那里是条臭水沟,后来总算铺了路。我一向认为进步是大势所趋,谁都阻挡不了。总之,出身是自己无法决定的。我从没有想过要打听我的生父是谁。我的母亲克莱门蒂娜·华雷斯是个很正派的女人,替人洗熨衣服,挣钱湖口。据我所知,她是恩特雷里奥斯或者乌拉圭人;不管怎么样,我听她谈起她在乌拉圭的康塞普西翁市有亲戚。我像野草那样成长。学会了用烧火棍同别的小孩打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迷上足球,足球是英国人的玩意儿。
  “有一晚,一个叫加门迪亚的小伙子在杂货铺故意找我麻烦。我不理睬,但他喝多了,纠缠不清。于是我们到外面去比试比试;到了行人道上,他回头推开杂货铺的门,对里面的人说:
  “‘别担心,我马上回来。’
  “我身边总带着刀子;我们互相提防着,朝小河方向慢慢走去。他比我大几岁,和我打斗过好多次,我觉得他早就想杀了我。我挨着小巷的右边,他挨着左边。加门迪亚脚下给石块绊了一下摔倒了,我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我一刀拉破了他的脸,我们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我终于捅到了他的要害,解决了问题。事后我发现我也受了伤,但只破了一点皮肉。那晚我懂得杀人或者被杀并不是难事。小河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尸体拖到一座砖窑后面草草藏起。我匆忙中持下他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我整整帽子,回到杂货铺,不慌不忙地进去,对里面的人说:
  “‘回来的人似乎是我。’
  “我要了一杯烧酒,确实也需要定定神。那时有人提醒我身上有血迹。
  “那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时才睡着。晨祷时分,两个警察来找我。我的母亲,愿她的灵魂安息,大叫大嚷。警察把我像犯人似的押走了。我在牢房里待了两天两夜。除了路易斯·伊拉拉以外谁也没有来探望,伊拉拉真是个患难朋友,可是他们不准我们见面。一天早晨,警察局长把我找去。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扶手椅里,看也没有看我就说:
  “‘如此说来,是你干掉了加门迪亚?’
  “‘那是您说的,’我回答。
  “‘对我说话要称呼先生。别要花枪抵赖。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
  “他把笔蘸蘸墨水,递给我。
  “‘容我想想,局长先生,’我回说。
  “哦给你二十四小时,让你在牢房里好好想。我不会催你。假如你执迷不悟,那你就到拉斯埃拉斯街的踏板上去想吧。’
  “那时我自然不明白他指的是绞刑架。
  “‘如果你签了字,在这里待几天就行了。我放你出去,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答应由他处理你的事。’
  “他说是几天,结果过了十天之久。他们终于记起了我。我签了他们要我签的字据,两个警察中的一个把我带到加夫雷拉街。
  “那里一栋房子门前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门厅和屋里的人乱哄哄的,比妓院还热闹。像是一个什么委员会。堂尼古拉斯在吸马黛茶,过了好久才答理我。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我给派到正在准备竞选活动的莫隆去。他把我推荐给拉斐勒先生,请他试用。写介绍信的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据说是写诗的,老是写一些妓院题材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层次高的人不感兴趣。我谢了他对我的关照,走出那个地方。到了拐角处,警察就不跟着我了。
  “一切都很顺利;老天知道该干什么。加门迪亚的死起初给我找了麻烦,现在却为我铺了一条路。当然,我现在给捏在当局的掌心。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
  “拉斐勒先生告诫我说,我跟着他要规规矩矩,干得好,有可能充当他的保镖。我应该用行动证明。在莫隆以及后来在整个选区,我没有辜负头头们的期望。警察局和党部逐渐培养了我作为硬汉的名气;我在首都和全省的竞选活动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当时的竞选充满暴力;先生,我不谈那些个别的流血事件了,免得您听了腻烦。那些激进派叫我看了就有气,他们至今还捧着阿莱姆的大腿。人人都尊敬我。我搞到一个女人,一个卢汉娘们,和一匹漂亮的栗色马。我像莫雷拉那般炙手可热,风光了好几年,其实莫雷拉最多算是马戏团里的高乔小丑。我沉湎于赌博喝酒。
  ①阿莱姆(1842—1896),阿根廷律师、政治家、激进公民联盟领袖,领导了1890年推翻华雷斯·塞尔曼总统的革命。
  “老年人说话呷唆,不过我马上要谈到我想告诉您的事了。不知道我有没有和您提过路易斯·伊拉拉。我的一个交情极深的朋友。他上了岁数,干活没得说的,对我特好。他当年也干过委员会的差事。平时凭木工手艺吃饭。他从不找人家麻烦,也不容人家找他麻烦。有一天早晨,他来看我,对我说:
  “‘你大概已经听说卡西尔达踹了我的事吧。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的人是鲁菲诺·阿古莱拉。’
  “我在莫隆同那家伙有些过节。我回说:
  “‘不错,我认识。阿吉莱拉几兄弟中间他算是最上路的。’
  “‘不管上不上路,你现在得帮我对付他。’
  “我沉吟了一会儿,对他说:
  “‘谁也夺不走谁。如果说卡西尔达踹了你,那是因为她爱上鲁菲诺,你已经不再在她眼里了。’
  “‘别人会怎么说?说我窝囊?’
  “‘我的劝告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去理会一个已经不爱你的女人。’
  “‘我并不把她当一回事。对一个女人连续想上五分钟的男人算不上汉子,只能算窝囊废。问题是卡西尔达没有良心。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她对你说的是真话。’
  “‘真话让人痛心。我现在恨的是鲁菲诺。’
  “‘你得小心。我在梅尔洛见过鲁菲诺打架。出手快极了。’
  “‘你以为我怕他吗?’
  “‘我知道你不怕他,但你得仔细考虑。反正只有两条路:不是你杀了他,去吃官司;就是他杀了你,你上黄泉路。’
  “‘确实是这样。换了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不过我这辈子不算光彩。我年轻时不懂事,为了逃避坐牢,成了委员会的打手。’
  “‘我不想做什么委员会的打手,我想报仇。’
  “‘难道你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却为了一个陌生人和一个你已经不喜欢的女人去担风险?’
  “他不听我的,自顾自走了。不久后,听说他在莫隆的一家酒店向鲁菲诺挑衅,在鲁菲诺手下丧了命。
  “他自找死路,一对一地、公平地被人杀了。作为朋友,我劝告过他,但仍感到内疚。
  “丧礼后过了几天,我去斗鸡场。我一向对斗鸡不感兴趣,那个星期天更觉得恶心。我想,那些鸡自相残杀,血肉模糊,又是何苦来着。
  “我要说的那晚,也就是我故事里最后的那晚,我和朋友们约好去帕尔多跳舞。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我女伴穿的花衣服的模样。舞会在院于里举行。难免有些酗酒闹事的人,但我安排得妥妥帖帖。午夜十二点不到,那些陌生人来了。其中一个叫科拉雷罗的,也就是那晚被害的人,请在场所有的人喝了几杯酒。事有凑巧,我们两人属于同一类型。他不知搞什么名堂,走到我面前,开始捧我。他说他是北区来的,早就听说我的大名了。我随他去说,不过开始怀疑起来。他不停地喝酒,也许是为了壮胆吧,最后说是要同我比试一下。那时谁都弄不明白的事发生了。我在那个莽撞的挑衅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我并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较量了。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凑近我的脸,大声嚷嚷,故意让大家听见。
  “‘敢情你是个窝囊废。’
  “‘不错,’我说。‘我不怕做窝囊废。你高兴的话还可以对大家说,你骂过我是婊子养的,朝我脸上啐过唾沫。现在你舒服了吧。’
  “那个卢汉娘们把我插在腰带里的刀子抽出来,塞进我手里。她着重说:
  “‘罗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们诧异地让开。我才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我到了乌拉圭,在那里赶大车。回国后。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圣特尔莫一向是个治安很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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