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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


  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他冷静地观察着
  新出现的事物·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
  “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
  石担忧·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颖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时年十九岁),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
  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哄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询问:
  “‘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
  “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王珪追问:
  “此案有无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摇头。
  王安石此时大笑而语:
  “禹玉议案寻奸,可见心中已伤风化。”
  王珪发窘,欲与王安石争辨,司马光安抚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
  “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时,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声乍起,连终日肃穆的范镇也笑出了声。不期皇上赵顼于笑声中步入议事堂。司马光等急忙跪地迎驾。赵顼高兴地说:
  “朕回宫经过此处,忽闻笑声朗朗,特来分享诸卿之乐。卿等继续议商,朕默坐听闻。”
  皇上给“共议”带来了拘谨,也给“共议”带来了严肃和认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镇说话了:
  “去年山东曾发生儿子谋杀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现这妻子杀夫成伤之事,风化败坏如此,令人担忧。重刑治乱世,此女犯决不可减刑轻恕。”
  王珪急忙附合:
  “俗话说: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祸,这双男女都是糊涂虫,连这个道理都不知,能不闹出人命吗?女犯艳若桃李,岂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乱之心,决不可恕,当处以绞刑!”
  王安石这时却发出一声感叹:
  “唉!其女艳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将如何呢?”
  司马光闻王安石的感叹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终生,情恨难伸,动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却是无情的!
  范镇不悦,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声地顶了一句:
  “其男奇丑无比,就该送掉性命吗?此等女犯,若不处以死刑,要法何用?”
  赵顼似乎察觉了范镇与王安石之间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询问司马光:
  “司马先生有何高见?”
  司马光急忙站起,拱手禀奏:
  “臣附景仁、禹玉之说。凡因犯他罪,本无杀人之心而伤人者,情可宽宥。女犯阿云不满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叹,但嫌夫丑陋,故而谋杀,初不陈首,经官司执审,将行拷打,方肯招认,情理如此,刑律难悯。若予以宽宥,窃恐今后贼杀横行,良民遭殃。当处女犯以绞刑,登州知州许遵之请,可不予听纳。”
  皇帝赵顼点头,询问王安石:
  “介甫先生有何见识?”
  王安石神情严肃,拱手而语:
  “臣另有陈述。此案发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难忍而伤人,是对天命婚姻之抗争,不失为烈性刚强之女,令人钦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当减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谈怪论!
  王珪瞠目。
  范镇木呆。
  司马光望着王安石摇头苦笑。
  皇帝赵顼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笑声。标新立异,胆大奇崛,不同凡响,“变法”不正需要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吗?
  “介甫先生高论,甚合朕意。”
  皇帝一捶定音。
  再一次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议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传来皇帝谕旨,诏令商议河北灾情救济之策,以解国用不足之虑。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赏赐东西二府大臣都不领取,节省的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附王珪之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二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作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其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王安石听后又是摇头:
  “赏赐,每人三千,区区小数。若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解,诘问:
  “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
  “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
  “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
  “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
  “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你的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能,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而提高,至仁宗年间,已成为集权制理论上的诠释者和实践上分割宰相权力的牵制者。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备皇帝选择;承担咨询,为皇帝提供历史证据;起草内制,削弱宰相执掌诏命之权;他们参与机密事务、议论时政、评品宰执,从而在事实上、心理上独立于宰执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了“内助天子”的智囊团。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只能牢牢地依附于皇帝,成了皇帝的心腹,也就具有较为自由的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针砭时弊,有益于政治清明。因为他们唯皇帝是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着皇帝的专制。司马光正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
  “……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
  “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
  “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领,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抬头询问刘恕:
  “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
  “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活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桑弘羊。他觉得很受启迪,便抚着稀疏的胡须,含笑称赞:
  “道原,高论启人,能不能详加论述,以开茅塞。”
  刘恕拱手:
  “司马公若有兴趣,刘恕愿尽其所思,恭请指教……”
  这时,司马府邸五十多岁的老家仆吕直,慌慌张张闯进书局,仍按三十年前对司马光的称谓禀报;
  “秀才,一位大人不听劝阻,不容禀报,闯进书局来了。”
  老家仆还没有讲完,门外传来一声悲怆而急切的呼叫:
  “君实,大厦将倾,你还忍心清谈论道啊……”
  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惊异地站起,司马康正要出门迎接,五十五岁的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吕诲闯进书局。他面色沉郁,神情激愤,圆圆的脸拉长了,目光呆滞,在烛光照映下显得凄厉而阴森。他冷眼打量一圈在座的人物,又悲悲切切地对司马光说:
  “君实,参知政事唐介子方公在一个时辰前怀恨逝世了……”
  司马光等惊骇沉默。
  吕诲不由哭出声来。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是宋太宗时著名宰相吕端的孙子。其人性耿直,具有乃祖之忠,朝臣敬重。吕诲在仁宗时任侍御史、起居舍人之职,后贬知新州、晋州。赵顼即位后,司马光以吕诲“一不爱富贵,二重借名节,三晓知治礼,四不畏强暴”之优长,举荐为知谏院。赵顼信而用之,并迁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遭贬后再起,全赖司马光之力,故二人交谊日深,朝事遇有困难,常议而琢之,以匡偏误。
  副宰相唐介,前日在紫震殿受责昏倒之后,回到家里即卧床不起,时昏时醒。吕诲与唐介同住一巷,两家府邸相距不远,且二人平时交情颇深,今日黄昏,突闻唐介病情告急,即前往探望。进了唐府,只见唐府家人围床啼哭,医生呆坐无策;唐介挺身床上,两目呆痴,面色如纸,神志昏迷,气息短促,嘴里似在喃喃低语。吕诲委身床边,俯身听辨,竟是“王安石”三字的不断重复,直至气绝魂离。
  唐介是咬着王安石的名字死去的。
  吕诲带着“王安石气死唐介”的成见跑来呼冤。
  刘攽、刘恕、范祖禹在这突兀而来的变故中悄然离开了。
  一场关于西汉桑弘羊的议论,突然转移到当今的王安石身上,真是天意巧合!
  司马光在吕诲的激愤和唐介的丧哀中沉思着。
  司马康向神情激愤的吕诲敬了清茶,悄悄吹灭室内四角的烛光,坐在门旁的一只凳子上。
  吕诲先叙述了前日皇帝在紫宸殿召见四位执政大臣和王安石的经过,以及皇帝宣布“变法”并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情况。
  司马光倾听着。风雨终于来临了!但愿是一场滋润万物的风雨,是一场荡涤朝廷因循腐糜之气的风雨啊!
  吕诲又言说近日来王安石与其支持者的活动,并预言朝廷将出现前所来有的变动。
  司马光笑笑:雷动而鸣,毕竟是王安石所为啊!但愿这种变动,能使蛰者复苏,能使大地新生。
  吕诲最后拿出一份参表,放在司马光面前,神情赤诚而悲壮地说:
  “现时朝廷已呈生、老、病、苦、死之状:明仲(曾公亮)虽居首辅,但年逾七十,已无力与介甫抗衡;彦国(富弼)在紫宸殿受责,已萌称病求退之意;阅道(赵抃)入阁日浅,上不足取恩于皇上,下尚未取信于同僚,苦无对策,苦无所从;子方(唐介)忠肝忠胆、铁心铁面,逆鳞遭责,怀恨而亡。现时朝廷只有一个介甫,口角生花,举止生风,左右皇上,欲乱朝纲。吕诲得君实荐举,蒙皇上垂爱,身居谏院,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之职,岂能容介甫恣意妄为!愿掷身家性命一弹,乞君实以天下为重,协我助我!”
  烛台上的五支烛火似乎凝固了。司马光听完吕诲沉重而激昂的倾诉,端坐不语。皇上有重托,宰执却不和,难道介甫要一个人打天下吗?介甫性狂,令人担忧啊!但愿这只是一种传闻,但愿这只是明仲、彦国、阅道一时心情不畅的流露啊。
  门前的司马康,心情紧张了。宦海风波已起,父亲也要卷入这场争斗吗?吕伯啊,你难道没有察觉这半年来父亲已经处身于朝政之外了吗?
  司马光沉思良久之后,起身为吕诲斟茶,诚挚地说:
  “献可公敬谅,光生平所为,决不欺友。自去年八月在延和殿与介甫关于‘理财’方略争执之后,半年来心之所思,多在反省,所得者不过数语,现坦诚以告: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如二者皆无,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康心情豁朗了,这也许是父亲全部政见的概括吧!半年来,被一些人视为守旧的父亲,只能说是不够激进罢了。人生在世,被人了解也难啊!
  吕诲急忙询问:
  “君实以为今日的‘居室’已经大坏了吗?”
  司马光点头说:
  “‘居室’已造百年,表面看来,仍巍然耸立,气派辉煌,然虫蛀梁木,鼠穴栋柱,风蚀雨浸,金瓦彩漆之下,已是千疮百孔。光十多年来,沉浸于历代史料之中,为国家盛衰、民生休戚而花人忧天,实为此也。”
  吕诲又问:
  “君实认为介甫是造室的‘良匠’吗?”
  司马光首肯:
  “光与介甫昔日同为群牧司判官,近年又同职于翰林学士院,深知其人诚实聪敏、博学多才,抱负宏大、见识高远。其心际之高,精气之锐,非光之所能及。
  吕诲默然良久,拱手说:
  “君实诚不欺友,吕诲敬谢。然介甫所信任之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也是‘造室’之‘美材’吗?”
  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苦苦一笑说:
  “光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说着,把吕诲所写的弹劾王安石奏表推向吕诲,劝解地说:
  “介市现有言行,未见有不善之处,光劝公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
  吕诲叹息:
  “皇上新嗣大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介甫一人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
  司马光抚吕诲手背而慰之:
  “献可公,此刻,光只能以八字相告:‘处暗观明,处静观动’。明天谁知道又会有什么变动呢?”
  吕诲颌首。
  司马光吩咐儿子:
  “康儿,弄点酒菜来,让我为你吕伯敬酒解愁吧!”
  司马康应诺,快步走出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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