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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帝制复辟


  国民党被解散,在党议员资格被褫夺,国会被解散。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关。
  政治会议由80名官吏组成,其中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这些人大多是旧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杨度、杨士琦等,还有革命党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等,袁世凯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
  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被袁世凯抛弃。袁世凯不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熊氏内阁仅存在五个月,就寿终正寝。
  袁世凯曾企图把政治会议直接变为造法工具,但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约法会议便由此产生。从此,约法会议即本“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的原则,成为推翻《临时约法》,重新炮制袁氏独裁所需新约法的专门机构。
  约法会议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一部给袁世凯以独裁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在袁的授意下,公布施行。
  袁世凯撤销了国务院,设立政事堂,选任前清遗臣徐世昌为国务卿。国务卿以下,设左丞、右丞。左丞是杨士琦,右丞是钱能训。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把他的公馆搬进中南海居仁堂。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都设在中南海。
  袁世凯又成立了参政院,解散政治会议。参政院73个成员,均由袁世凯亲自指定。尔后袁世凯又公布了官秩令,把政府官员分为九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并且规定各省将军传人改用令箭,求见者需递手本,新任命大员要行觐见礼等等,一切又都恢复了前朝制度。
  约法会议于12月28日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人名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匮石室。选举总统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算通过。金匮石室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右侧。
  经过1914年袁记新约法的公布和实施,特别是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使袁无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已成为终身制之独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成立了筹安会。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大造恢复帝制的舆论。8月下旬,由于筹安会的鼓动,全国已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名义,向参政院投递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9月19日,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请愿。这伙人所鼓吹的“改革”,就是复辟。
  正当袁世凯策划的帝制运动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际,袁氏营垒中开始有人产生异议。
  一日,袁世凯试探黎元洪道:“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这些人当然是胡闹。”
  黎元洪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帝制运动高涨后,杨士琦等帝制派官僚密谏袁世凯道:“中华议改帝国,副总统黎元洪驻瀛台,观感有碍。”建议令黎迁出南海,袁从其言。于是,袁身边之人大肆散布“新皇移居内,三海将来须让归宣统居住”等语。黎闻言,即以夫人多病,医嘱“须择幽畅和暖地区居住,庶几病体可以挽回”为由,要求迁出南海。于是,袁世凯花10万元购买东城东厂胡同一座宅院赠黎。此宅为明太监魏忠贤之遗园、清中堂荣禄故第,民国后改为将校俱乐部。黎携家眷迁于此宅。此后,黎元洪闭户养疴,有宾客谒见者,概行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予闻问。外界甚至传言:“黎副总统欲入佛教会,安心研求经典”。
  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黎元洪装聋做哑,以为韬晦之术,一以避祸,二作消极抵制。
  10月28日,全国各省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部“赞成”君宪制。黎元洪不得不提出辞副总统、参政院长、参谋总长全部职务。社会上对黎元洪将来的出路作种种猜测,黎元洪也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危殆,惶惶不可终日。孙武来京谒见时,黎竟与其相抱痛哭。黎元洪还暗中派人到湖北察看,打算购买宅第,准备还乡隐居。
  袁世凯为了稳定人心,一再笼络、慰藉黎元洪,在袁的诞辰日前,对百余名官员奖以嘉禾章,唯黎元洪一人获一等嘉禾章,又扬言在武昌给黎建铜像,以嘉其光复时之功绩。还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及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前去黎府慰留,以国体即有变更,仍请其担任政务,以济时艰,决不可遽萌退志。
  袁世凯对心腹大将冯国璋更加施恩惠。袁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冯带着一大帮北洋军去镇守南京。袁世凯便把家庭女教师介绍给冯国璋作继室。
  女教师姓周名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士,其父曾任前清内阁学士。周道如自幼随父入京,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不幸父亲早逝,因母亲无傍,她便发誓终身事母不嫁,不觉过了韶华年纪,可是家中不裕,又有一幼弟待养,只得给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以为养家之策。周道如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而且爱读兵书,与三国时孙夫人相仿佛。袁世凯听了周道如这女才子的名,便派人把她请来当女教头,教习袁世凯十几个煮不熟熬不烂的女儿,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也乘便求书问字,其中三姨太金氏与周道如要好,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一天便说到周道如身事,三姨太笑道:
  “姐姐你虽然30出头,可看起来亦不过20来岁,又是有红有白的容颜,为啥甘心辜负了这副美貌一辈子寂寞呢?”
  “以前为了老母亲和幼弟,我是不暇问此,如今母亲已经过世,我却也老了,还想什么婚嫁呢?”
  “这话有点不对了,男婚女嫁自古皆然,况且太夫人已经过世,姐姐你孑然一身,将来依靠什么呢?”
  周道如叹息一声,脸色微红,便低了头。三姨太知说中心事,便道:
  “咱俩有如姐妹一般,我当替你留心。”
  金氏便把话转告袁世凯,袁大笑道:
  “你倒会做好人!”
  袁世凯答应留心,有了合适的便作介绍。但急切没有对象,便放下了。可巧冯国璋从江苏都督任上进京述职,在总统府偶然瞥见这白嫩且丰满的周教师,不觉眼睛盯住了她,袁世凯猛然想起一件妙事,便道:
  “这是宜兴周女士,在我这里教导孩子们,却也是个女才子,老弟丧偶有年,我给你做个媒人如何?”
  冯国璋欠身道:“总统的好意,国璋很是感激,只是我正室虽丧,还有几位小妾,儿子也长大了,我也年将半百,恐怕委曲了人家。”
  袁世凯捋着胡子笑道:“这周女士也快40岁了,你俩相差不大,你有这个态度,我就去让内人跟她商量,再作计较。”
  冯国璋走后,袁世凯让三姨太去问周道如,如此这般的一个上将,你愿意否?周道如无话,三姨太便报袁世凯妥了妥了。袁世凯即致函冯国璋,请其践约。冯国璋大喜,返报如命,且择定良辰,筹备婚礼。
  袁世凯即派长子袁克定及三姨太率领周家近亲,还有主婚人等,送周道如南下成亲,是嫁女儿的格局。江宁铁路特备花车迎接,沿路排列兵士,过江轮渡码头,悬灯结彩,扎有松柏牌楼,上悬一匾:“大家风范”,两旁分列楹联,上联是“天上神仙,金相玉质”,下联是“女中豪杰,说礼明诗”。渡过江去,各乘大轿,进入南京,却以鼓楼前交涉局为坤宅,门前亦有松枝牌楼,五色灯泡,亮出“福共天来”。宅中陈设很是富丽,环列武装士兵,室外又有警察布篷岗位几十个,进进出出的侍者,亦是军服,与那当年东吴招婿孙夫人的武装一般。
  时当吉辰,冯国璋着上将礼服,佩挂勋章,摆开全副仪仗,由迎亲人等与袁世凯代表同至坤宅,行迎亲礼。过一小时,便由送亲人等陪着花车到都督府。司礼员高歌赞歌,请冯都督出来,又请新娘降车,便见一位盛装丽人缓缓而前,身披丈许粉红婚纱,还有少女两人曳着纱角,进入礼堂,与冯国璋并肩,听袁世凯的代表致颂词,照结婚仪式行礼,夫妇礼成,管乐齐鸣,送新人入洞房,宾朋至客厅欢宴。冯国璋与周道如煞是欢爱,对袁大总统感激不尽。
  袁世凯分批电召各省将军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恢复帝制的态度。冯国璋首先应召进京,袁见他对帝制似有微词,便另作表演。
  冯国璋道:“外面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为秘示,以便着手布置。”
  袁世凯拍着冯的肩膀回道:“华甫,你我这么多年,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一则,外国人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二则,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是改革国体之先声,想那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这种权利?那是些无中生有之词。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了子孙计算。可是我那大儿子克定身有残疾,二儿子克文想做名士,其余则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有理,便道:“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立即瞪起眼睛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去定居,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即已听说,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在京宣告成立,冯国璋气得直跳:“老头子真会做戏!这哪里是把我当作自己人!”
  筹安会是杨度发起成立。杨度是袁克定的太子党,与袁克定早就在谋划帝制。一日,总统府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告杨度说,上头打算让你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马上一腔热血冲上来,便与夏寿田去见袁大总统,即谈君宪。杨度道,拟组织一个机关研究君宪,并反复陈词,袁世凯道:
  “你可与孙毓筠等谈谈。”
  杨度退出总统府,即赶忙联络孙毓筠,策划建立筹安会组织。这筹安会必得找几个名流列名发起,杨度找梁启超不成,便设谋拉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加孙毓筠和他自己,共六人,时人称为“六君子”,其中孙、李、胡、刘皆是同盟会变节分子;杨度曾留学日本,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依附袁世凯,并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杨度虽然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策划,但袁死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并投向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以后又帮助和掩护共产党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严复此人政治上的变化似乎与杨度相反。即前期进步,后期反动。严在187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至辛亥革命前,较有系统地翻译、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诋毁五四运动。
  这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不惜大声疾呼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
  接着,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又连续作文鼓吹帝制。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道:“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此文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交徐世昌、梁士诒等传阅,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大匾一方送给杨度。又把杨度的奇文寄给段芝贵,叫他在湖北秘密印出,分发给各省军民长官看阅。
  “六君子”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京,共商国体。杨度等决意为天下先,即在15天内正式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杨度等亮相,等于是袁氏父子亮相,多半派出代表入京,且填写志愿书加入筹安会。加入筹安会自然都是些主张君宪制的人,于是筹安会发表了第二次宣言,道:
  “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是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计惟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如此猖狂的筹安会引起举国舆论抨击,肃政厅也觉不安,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世凯对筹安会不仅不予取缔,而且悉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私宅守口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袁世凯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等,则设法不准立案。
  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通电全国;各省及各团体代表已经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又张罗“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且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联络。筹安会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团体,它是道道地地的政治机关。
  此番劝袁称帝,倒叫杨度占先,一旁急坏了梁士诒,再不动手,便要与帝制大业无干了。此时梁士诒所领之交通系正遭大祸,再不振作,形势不妙。原来数月前,都肃政史庄蕴宽等提出弹劾案,弹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贪污舞弊,袁见交通系尤其是梁士诒恃功而骄,自立门户,便想警告他们一下,令赵停职交平政院审讯,平政院院长周树模立即呈复,此案与交通次长叶恭绰有关,袁又令叶停职待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与叶恭绰皆是交通系首领,又牵涉下面五大铁路局长。袁召梁见面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划去了。”
  梁士诒遂醍醐灌顶,幡然有悟,明白自己是戴罪立功之人,然所长仍在筹集帝制用费方面,其中一大财源便是烟土,遂着人去上海,把沪粤关栈存鸦片6000箱卖出,共得2700余万元,悉数供为帝制经费,收买各方,策动各色请愿团,一夜之间便冒出“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花样,皆向参政院递交请愿帝制书。
  梁士诒推进帝制有功,深合袁世凯心意,果然把那五路大参案化大为小,不了了之。杨度等“六君子”也甚急切,以为君主国体既定,必须推行宪政,遂改组筹安会为“宪政促进会”,以为再次争先夺魁之举。
  梁士诒手快,立即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凑成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需为会长,张锦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且向参政院再呈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世凯于年内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之妥善方法。”袁咨复道:“国民会议议员复选,定于11月20日举行,俟各地方复选报竣,当即召开会议,以征求正确之民意。”
  梁士诒认为,袁世凯称帝,以1916年元旦为开国登基典礼为佳,时间紧迫,所以他即让“全国请愿联合会”的代表再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解决国体。梁士诒又以参政资格,联合一批参政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参政院通过,咨请政府予以公布,袁世凯即批示公布。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一经公布,便有许多省份雷厉风行,把代表选了出来,当然,这些代表都是清一色的袁党人物。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13人,全体投票赞同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又发出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基,传之万世。”
  参政院于12月11日向袁世凯恭上“总推戴书”,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请“我圣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
  袁世凯于当天下午将推戴书发还,在回文中摆开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架势。谓“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这是袁想当婊子的言词,即他同意当皇帝。但他又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可无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这是袁要立牌坊了。
  但这却也难不倒筹备帝制诸人。参政院于当日下午5时再次开会,讨论回文,孙毓筠建议再写一篇推戴书,全体赞成。参政院立即把26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送出。此篇推戴长文称颂袁经武(编练新军)、匡国(杀灭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平灭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与日本办外交)五大功烈。歌颂之词,无以复加。对于袁世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疑虑,写道:
  “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霖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当初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仪式之一,今日国体已变,民国元首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推戴书把袁世凯为难之处一概洗尽。
  袁世凯阅后焉得不悦,便于次日发布告示,引述推戴书全文之后,便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极,登极之前,大批授爵封王,先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命陆征祥率文武官员去黎宅道贺。黎元洪道一声:“无功不敢受爵”,众人鞠躬而退。
  当天下午,袁又命人将一套王服送去,黎亦拒不接受,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
  袁封清室逊皇溥仪为懿德亲王,位在诸侯王上,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以代黎元洪,并赏食亲王全俸。
  袁发表“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的命令”,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7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4人;耆硕王闿运、马相伯两人均免称臣。
  新朝用五色国旗,上端加绘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原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又准备御座御案、龙袍、平天冠等,玉玺金印也即治好,仅此数项,花费2000万元。
  12月21日,袁世凯下令大封文武: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室、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鸾、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思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余为子、男,共128人。其余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70余人。
  正当袁世凯大批授爵封王之际,大批对复辟帝制不满的官员辞职或请假离京。袁怕这些人出京将有不利,即令军警便衣去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员擅自出京。
  使袁世凯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2月23日平地一声巨雷,云南护国军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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