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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军阀和革命事业中间距离是极大的,这可以从陈炯明身上证明,陈炯明的基本武力是粤军,粤军是孙中山向桂系千方百计争来的,是以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也可以说是孙一手造成的,孙自然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基本武力,何况粤军困处粤闽边境时,也是孙一而再,再而三敦促陈炯明回粤赶走桂系。可是陈炯明回粤后,他便忘记了过去一切,他只知道粤军是他个人的武力,广东是他个人的地盘,对于孙和军政府,认为是芒刺在背,是眼中之钉,不仅不把孙中山、国民党和军政府放在眼中,而且还觉得是极大的累赘。
  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把粤军当作私人武力,广东当做私人财产是错误的,粤军应该是革命的军队,广东应该是革命的基地,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北伐。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看法和做法既然相差如此之大,因此影响到粤军内部也有革命的一派,和陈炯明不革命的一派。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崇智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派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直接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至于陈炯明所指挥的粤军第一军,原辖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师,陈炯明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这三师完全是陈的私人武力,陈炯明这时兼任陆军总长,可是他从不出席政务会议,只是用广东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名义发号施令,根本不理军政府。
  孙中山为了扩充革命武力,乃在广东各地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派兵予以解散。孙为了削减陈炯明的实权,所以划广州为特别市,任命孙科为广州特别市长,不受省长管辖。
  这期间,孙中山的处境仍是很辛苦,过去南北战争,列强驻中国的外交团曾和中国的南北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军政府,迨孙接收军政府以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这笔拨款。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可是列强竟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为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孙中山忍无可忍,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粤军回粤后,蒋中正深感和陈炯明难于相处,所以悄然回甬。10年1月间,戴传贤力劝,蒋出任艰钜,不应远隐高蹈。蒋遂于1月27日动身,过上海赴广州。2月6日抵达广州。晋见了孙中山,孙把计划北伐的打算和蒋商量,并要他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军长许崇智、师长邓铿等共拟办法。蒋认为北伐之前必先解决广西问题,所以起草了援桂计划,使用许崇智的部队,详细拟定前进及攻略目标种种。
  在商讨军事行动时,粤军尤其是陈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蒋和邓铿私交很好,可是发觉邓铿态度消极,每在会议席上,邓因为是陈的直接部下,所以处处规避,而陈炯明则争地、争权、争势,只享权利,不肯尽义务。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简直是与虎谋皮。蒋在穗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结果是一无所得,会议席上意见又多,各据一词,各执一是,根本不能协调。
  2月4日蒋毅然离穗抵香港贻书给邓铿,书曰:
  “……今日之局面,止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嫌避难之日。……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即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
  军阀只计近利,只顾目前,陈炯明之于粤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粤军原来戍守粤闽边境,他并没有奢想能够回到广州,迨回广州后,一切都很舒适,自不愿轻举妄动,劳师远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陈明炯都听不进去,要他派兵、助饷、出械他都舍不得。其实如果陈炯明肯服从孙中山,使粤军成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进而融湘军、滇军、川军、黔军、桂军于一炉,则北伐统一的局面会早在民国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也要完全改变。可惜陈炯明计不及此。
  当孙中山接收广州的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以消灭桂系的残余力量,统一粤桂进而联合西南。但是对广西用兵势必要取得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则是一千个不肯。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出马,率军攻桂,因为一离开广东,就怕广东为他人取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孙中山第二个打算是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可是这个计划在西南各省都受到阻力,因此孙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头衔,由自己带兵去打广西。可是陈炯明也不赞成,他怕这样一来,孙将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还是要靠广东负担,对陈也是有害而无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挠。
  陈为自身打算,倾向联省自治,反对选举总统,反对战争。其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和议员诸辅成派联合起来,甚至以军队不稳消息相要挟。他们的理论是西南各省已树自治旗帜,“护法”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200余人,也距离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不如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陈炯明私心只在割据广东,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实际则在与邻省联防自保,充实私人势力,进则把持国事,退则盘据广东。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他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作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苦口婆心说服陈炯明,然而言之恳切,而陈炯明则听而不闻,置之不理。正如他对唐继尧说的:“中山只是一个大炮”。他有这种观念,孙纵有金玉良言他也听不进了。
  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合作不听命的态度,非常忿怒,忍无可忍,打算削减其军权,或是免除其省长兼职,使其不能继续掌握财权(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则有职而无权)。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可是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怕闹得下不了台反而撕破了脸。
  孙中山在10年元旦庆典上,就在对军政府同仁训话时,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政府,对国际间明白昭示,必需北伐以统一中国。因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孙的主张传出后,海外华侨、社会贤达、国民党支部都纷纷电请,孙从速选举总统。陈炯明却禁止登载有关赞成选举总统问题的任何报导。
  这时,北京政府对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
  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结,今后革命事业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于10年4月4日宴请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正式要求国会从速选举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4月7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
  议,议员出席220余人,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高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
  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除废票一张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以218票当选非常大总统。同日非常国会通告全国,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文曰: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当非常国会准备选举总统时,4月4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选举。陈炯明一方面避免直接出面反对,另一方面却怂恿湖南方面正式反对,正好碰上湖南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选举非常总统持不同看法,因此湖南就成为反对的主力。8日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9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青电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10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联名向孙中山陈辞,电云:
  “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切勿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
  10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于是军政府撤销。广州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会。上午8时由国会议长林森持国会当选证书赴总统府向孙呈递,9时半在国会礼场举行授印典礼,由林森议长担任主席,孙宣誓后,主席以大总统印绶付予孙,然后向孙致词:
  “改辙易轨,为求治常经,达变通权,尤匡时急务。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至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公为大总统,畀以戡乱建设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成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尊重民权,黾勉仔肩,以无负国民重托,斯则同人等所以代表民国而殷殷深致其属望者也。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其勉旃!”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即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对内宣言: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文既为致力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据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
  对外宣言: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能坐视民国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咸获满意焉。……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资源,悉予开发,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这两个宣言的精神,乃以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四事昭告中外。至于“自治”是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与“联治”办法不同。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人事命令: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并任命居正为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总统府设于观音山,官邸在观音山腰部,自山下总统府至官邸远可半里,筑有回廊,迂徐转折,工程精致,原本是龙济光在清末所修筑,十足的中国式庭园,回廊曲折蜿蜒,廊道最尾有一小楼,楼角玲珑,楼外林木葱茏,花草宜人。绿荫佳树,清幽有致。登小楼可以远眺珠江景色,市廛红尘,尽入眼底,孙中山偕夫人即寓居是处。
  孙中山虽极端不满陈炯明的作风,可是组织政府时仍然把两个重要职务,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给陈,然而陈并不感激图报,反而表示多此一举,他在呈请辞去陆、内两部职务时说:“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他所谓的四职是除了陆长、内长外,还有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唐绍仪也不肯“屈就”财政部长,因此财部职务遂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决定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发现款100万元为出兵广西之饷项;同时计划和外商合作,以3000万元建立轮船公司,这一点因陈炯明在省政府中作梗所以迟迟没有成立。
  5月8日孙中山函徐世昌请其自动下野,函云:
  “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夫何足怪?……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己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君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并未加强其权力,可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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