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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碎语话家庭


  家是人类文明史发端的一个标志。家庭这个话题太古老、太久远,也太现代、太时髦。我既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也永难追赶时尚。因此,不能语惊四座,只能拉拉杂杂说点家常话。
  过去曾听过一些人的论点:如果家庭与事业不能两全,成功者往往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生活,我听了以后不敢赞同。几年前读了一篇记栋一位外国女企业家的奋斗经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事业与家庭产生矛盾,我宁可牺牲事业也决不牺牲家庭。”这段文字很使我感动。我们东方人一向重视家庭,而这种的语言却出自西方一位妇人之口。感动之余,我想,我也必定不会以牺牲家庭的利益换取事业的成就。其实,我的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三口之家。我和妻子结婚27年,儿子如今还在念大学。就是说我们当年结婚之后,一心想过上几年轻松的日子,然后再要孩子。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清淡,文化生活几乎谈不上可是我们经常利用休息日去骑车兜风郊游,一路上说说笑笑其乐也融融。两个人一间小房子,平时从食堂打饭在家里吃,有候我们自己做饭,买菜做饭我算一把手。周末,我们就去下饭馆虽然工资不多,但两个人总能有吃饭馆的富余钱,加之那时吃一顿很便宜。这段两人自由自在的时光结束的标志是一道松鼠桂鱼。那时候,普通饭馆师傅的手艺绝不在如今宰人的大酒家主厨的手艺以下。记得那道松鼠桂鱼,焦黄爽脆,酸甜适口,色香味形全够得上一流。但这道菜却标志着我们一段好时光的结束,因为很快我们的儿子带着喜悦的哭声来到了人世间。
  《说岳全传》有一句话叫:“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我们的儿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苦乐酸甜,有儿方知父母恩。我们既无双方老人的帮衬(老人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又无经济实力请一位阿姨帮忙,只好自己把孩子拉扯大,真不知道怎么熬到孩子上了大学。
  记得有一次孩子妈妈出差,我自己带小孩。一天孩子发烧,恰巧我又值新闻班,没人替我,我只得抱着儿子放到一位同志家求人照看一个,下了班抱着儿子上医院。最使人们不安的是,孩子6岁时由于气管炎转成哮喘,一病就是十余年。平时好好的,可是一犯病就喘不出气来,憋得难受,连咳带喘不能人睡,又没有特效药,他躺在床上喘一宿,我们轮流守在床边目不交睫,肝肠如绞,病在孩子身上,疼在我们的心上。至今孩子还记得深夜里滴在他脸上的妈妈的泪水。儿子还算争气,虽然抱病,每次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从没给他施加过任何压力,全靠自己。如今,儿子身体好了,我们也老了,总算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我除了出差,晚上一般谢绝应酬,总在家里,只有这个家才使我感到安宁,舒心。
  人家说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位女人,其实不成功的男人身后何尝没有女人呢?我不太同意太太们如何指导丈夫事业有成。事业成功与否主要靠自身努力,否则就像诸葛亮扶不起的阿斗,太太怎么能扶起一个不图进取的丈夫呢?
  在家里我们几乎不谈工作,上班干工作,下班还讨论工作,那太可笑了。我和妻子对彼此组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不全她的要好同事,她也认不清我们组里人。因为在家我们都不谈班上的是是非非。我的妻子从不接受别人的邀请与我一块出镜头,上报刊我尊重她的主见。
  人们说:“少是夫妻老是伴。”如今我已渐人老境,我们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再干点自己的事儿,我手待一卷书或拿一支笔,看着写写听听,甚至很少交谈,但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宁馨的氛围中,我们共享安宁。妻儿有时早睡,我则全心读读书或静静地想想事。在万籁俱寂中,感到舒泰自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此时摔倒,自有我妻子来扶起我。
  记得1983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华,我采访他。我们坐在钓鱼台宾馆的一张长沙发上。我说起他当总统时,我曾在白宫采访过他,我请卡特夫人也就座,她笑着摇了摇头,在水银灯下,卡特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卡特夫人忽然快步走向沙发坐在他身边,他们相视一笑,手紧紧握在一起。就这样,卡特拉着夫人的手甜甜的笑着,继续回答我的提问。此时,我感到我在前并非是位政界要人,而是一对和蔼的夫妻,一股暖流荡漾在他们之间,也洋溢在我心头,相濡以沫的情感显得比他所取得的任何政绩都动人。
  家庭是每个人都珍视的,我珍视我的家,尽管我的家平平常常,但平平淡淡才是福。一位算命的看过我的手相说,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这句话我信,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
  最后我想写这样一点感受,列夫·托尔斯泰在《安挪.卡列尼娜》一开头就这样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想因为他要写的是一部悲剧,不然,话一定要调过来说,“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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