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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好女


  是明晃晃的秋了。
  东京已经天凉,街头的枫树隐约可见蜂蜜似的泛黄,当我闭上双眼,仿佛已经感受到那一街的枫红将要飘落满地。
  秋天有一种气味,干干的、清淡的、朴质的,那种令人安心的香气,总令嗅觉敏感的自己,打从心底对天地有着虔诚,好像观音娘娘慈眉善目地陪着自己。
  我是在这时候认识你的。
  穿着一件宽大的李维外衣、米白的长裤,爱笑的脸颊有个酒窝,秋天的阳光亮乎乎的,你也是个亮乎乎的漂亮孩子。
  我常和你提到关于拍电影的那一群女子们,还有我如亲人般的天文、侯孝贤导演。
  “我们努拍的戏名叫做《好男好女》哩,”我快乐地对你说,心里恋恋着这个名字。

            好男,好女

  1940年的7月,钟浩东24岁,蒋碧玉19岁。广东的惠阳海岸,刚上岸的他们,还有同行的萧氏夫妇等带着坚强的信念,从台湾投奔大陆,为了追随国民党而加入抗日活动。炎炎的烈阳,钟洁车抹抹开,蒋碧玉望着他略显清瘦的脸,想伸手握他,可是没有。萧大大和她都怀孕了,检查他们的军官边翻看证件边思考着,周围闹呼吁的人多,可是五人都觉得空气意外的沉静。那军官眉一挑,沉沉地说;“谁知道是不是日谍,扣起来。”
  惠阳的海边,烈日里忽然下起了绵绵的太阳雨。


  “好男,好女”你用日语念了一遍,我点点头。青山表参道两旁的树随风摇曳,我们坐在风里,看着装扮新潮人时的日本新新人类阔步向前,名贵的宾士跑车呼啸而过,还有可爱便宜的小马奇牌车子,滚蛋似地滚了过去。我说:“大家都好忙啊。”你温柔地笑说:“大家都要过日子啊。”我睁大眼看着你,心里有着荡漾。

  蒋碧玉认识钟浩东的时候才十六七岁,那时落是个少女护士,钟则因为用功过度而犯了轻微的神经质住院,他们常常在一起说话,那时的钟港东便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还说他是要革命的人,不能结婚,蒋碧玉总是听着他说,对他宏大的理想,浪漫的祖国意识,都存着模糊的尊敬。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当时除了要对抗日致,中国的内战也如火似地延烧着,终于,钟下定决心要赴中国大陆。于是他问蒋碧玉:‘俄们这次去恐怕要吃苦,也许造性命都有牵连……”活泼天真的蒋碧玉其实心里早已有了执著,他坚定地要为国献力,她坚定地要跟他。

  你常常问我:“你很寂寞是不是?”你看小动物似地拍我的头,我总任性地说:“才不呢,我有什么好寂寞的,那么忙,又那么多人疼我,烦都来不及了……”你还是笑,看穿似地说:“可怜的孩子。”此时我总是一阵心酸,想到过去的种种伤痕,做过傻事的自己,压抑的情感,公众人物的不自由……可是,我说;“真的,都过去了,不会再更苦了,而且你知道吗;从自己决定远离电视等等的伪装后,我快乐多了,尤其现在,因为电影,我认识好多有才华和理想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谈挫折,谈快乐。”然后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喜欢电影,因为拍电影的时候,你必须要完全坦诚自己,而在这样赤裸地面对人性之后,你会发现,人真的是战战兢兢而又纯真地在努力向前。”你看着我,在繁闹的街上,我们只有一颗心,一起平稳地跳动。

  1941年,蒋碧玉和同行的萧太太为了继续艰苦的抗战,不得不忍痛将生下的孩子送走。1944年,蒋碧玉又怀孕,当时钟浩东只身前往更险恶的前方,在不能相守相顾的日子,她常读着他的家书,看他飞曳的字,相信着。

  我们才认识不久,你的话不多,你说你喜欢野狗,从小父亲就不在了,只有母亲照顾你,可是你一直不知道母亲的伟大,直到母亲过世。我问:“你知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吗?”你诚实地说:“知道,但不仔细。”我开始告诉你,我的阿公曾是基隆的副议长,当时我们家很富有,却因为“二·二八事件”,在3月8日左右,阿公被开了六枪,尸体尸体丢在基隆河,从此没有人敢接近我们家,深怕被军连,我的母亲也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摇身变成每天没日没夜地背着妹妹到处去洗衣、打扫。你点点头说:“上一代的人,真苦啊。”

  抗战胜利,钟浩东和蒋碧玉结束了五年的颠簸岁月回到台湾。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校长,因为思想开明,尊重人权,倍受好评,蒋碧玉则在电台工作。1946年,第三个儿子出世,那是一段仅有的安定日子。次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陈仪,因为纵容贪污,任由大陆退还来台的外省兵欺压平民,加上物价飞涨,动辄以枪支暴力假意平息事实,终于使台湾的知识青年彻底绝望,转而倾向左派思想。这时期前后,美国以台湾为反共产体制的同党之一,要求台湾及蒋介石全面反共,于是一场残酷的清党工作,在国民政府绝不追究的甜言蜜语下,阴冷地展开。

  街上的女孩几乎都穿着流行的迷你裙。你说我近来瘦了,我不语,你说:“我的母亲是中国人,我的父亲是日本人,以前我常常困扰,到底我身体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液。”我说:“太湾有一部电影《多桑》,就是日文父亲的意思,片子里的父亲一直想到日本看富士山,因为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都不让台湾人有太多自由或受高等教育……”你打断我:“日本人,中国人,只要是人,只要有爱,只要活着,就是生生不息的未来。”

  1948年,动员做乱时期临时条款公布,钟浩东在此之创立了《光明报》,又常与基隆中学的老师揭发贪官,批评不公平的贫富制度,终于被捕。当时国民政府担心“二·二八事件’重演,一切都是秘密进行,政治迫害的阴谋,隐然形成了台湾这个美丽岛的白色恐怖。

  你忽然问:“你可以演吗?”我笑着:“和我工作的人都很有才气,有他们我很安心,而且候导演也总是以一种悲悯的心在表现台湾,我想,只要专注,应该可以吧。大家都说现在的台湾乱,可是我还是爱台湾的,因为我毕竟在那里长大。那里除了有找,还有我家人的过去。”

  青岛东路军法处,钟浩东被拷打得伤痕累累,却昂首坚定地走向刑场,曾经为国抗日的他,被冠上了共产思想的罪名,被判死刑,蒋碧玉望着铁栏外的他,眼泪直流,可是她知道,他们其实已是一生一世了。

  回台湾筹备拍戏时,我打电话去谢谢你的向导,你一语不发,只说:“相信你在拍戏时,一定有一张好的面容,去吧。”我挂上电话,广播催着起飞时间,我知道我们没有开始。泪在我脸上流。

  蒋碧玉意外被释放,现年已80多岁高龄,目前因腺癌住院昏迷,拍戏时,工作人员曾多次探访她,说她依然天真纯善。
  我们没有开始,但是,我们也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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